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曾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因此，剖析汪精卫的“东亚联盟”论，有利于从根本上认识汪精卫卖国主义的真面目 一 “东亚联盟”的纲领口号，是由制造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的罪魁祸首石原莞尔等人提出来的。1932年7月25日，日本为便于对我东北的统治，成立了一个所谓“协和会”的组织，其主旨是要“以实现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的圣意”①，作为伪满的“建国精神”。1936年6月前后，石原莞尔又提出了“东亚联盟”的主张，借此为溥仪等人的卖国行径涂脂抹粉。后来，石原莞尔在谈及此事时供认，他们之所以提出“东亚联盟”，是因为伪满的官员“对于满洲建国的独立衷心不安”，因为“从本国分离出来终是不免遭受‘汉奸’之讥的！这对于民族精神迅速勃兴的中国同志真是一个难堪的苦痛。”于是他们乃“以结成东亚联盟为满洲建国目标”相标榜。② 1938年1月16日，日本在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诱降失败，由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政策声明之后，加紧实施分化瓦解国民政府营垒的政策，暗中策动汪精卫反蒋降日。11月3日，近卫再次公开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以“建设东亚新秩序”相号召。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据此，近卫在其12月22日发表的第三次政策声明中明确提出了“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③ 与日本政府的上述“国策”相配合，石原莞尔12月撰写了《东亚联盟建设纲领》，提出以“国防的共同、经济的一体化、政治的独立”三条④，作为结成东亚联盟的基本条件，但其前提是日本必须作为“领导者。”这一主张由于顺应了日本政府急于早日解决所谓“中国事变”的心理，因而得到了日本某些执政者的认可，从而迅速发展成为影响甚广的一种运动。1939年10月8日，由国会议员木村武雄发起，在东京赤坂成立了以他为理事长的“东亚联盟协会。”随后，还发行《东亚联盟》杂志，大力鼓吹东亚联盟的三原则。日本国会议员在东亚联盟协会基础上，还专门成立了“促进东亚联盟议员联盟”组织，参加的众议院议员及贵族院议员共计155人。 随着东亚联盟运动在日本各地开展的同时，在侵华日军的支持与鼓动下，北平、广州以及南京等地也相继建立起了“东亚联盟”的组织。如，北平有“中国东亚联盟协会”，广州有“中华东亚联盟协会”南京则有“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此外，在东北和内蒙等地还出现了直接由在华日人组织的“东亚联盟”组织。上述这些组织均倚仗当地的侵华日军，对沦陷区民众施以奴化教育与宣传。 为便于广泛运用“东亚联盟”这一解决“事变”的“良剂”，同时也想借“东亚联盟”树立起汪伪政权作为沦陷区的“中心势力”，1941年2月1日，在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人的推动下，汪伪政权成立了“东亚联盟中国总会。”该会由汪精卫任会长，同时还将沦陷区各地的“东亚联盟”组织及其成员归入这一组织。该会在其会章中宣称，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是“为谋实现孙先生之大亚洲主义，期与邻邦各本于自由独立之立场，依最近共同宣言之精神，建设以道义为基础之新秩序，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请求互相敦睦之手段，以达到共存共荣复兴东亚之共同目的。”⑤ 汪伪“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成立后，为更有效地配合日方实现其提出的东亚联盟的三条件，汪精卫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文化的沟通”这一条件，在得到日本方面的认可后，双方的东亚联盟组织即以“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和文化沟通”相标榜。不过，由于各自在开展“东亚联盟运行”的过程中，所抱的目的有一定的差别，对上述四条件的侧重点就有所不同。日本方面，特别是石原莞尔从日本的全球战略考虑，将军事同盟置于首要地位，他声称：“国防的共同是结成（东亚）联盟的第一条件。”⑥也就是说，日方是为了建立起一种共同的军事性的联盟，才提出给予傀儡政权以一定的权限，亦即所谓的“政治独立”的；而汪精卫等人建立傀儡政权并接受东亚联盟的主张时所声称的是从事“和平运动”，与日方进行“平等合作”，因而竭力标榜的是“政治独立”，并将此条置于第一位来宣传。这一方面是寄希望于以此使日本主子能给予其更多的“自由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对沦陷区人民推行其卖国统治。 从上述过程可以知道，“东亚联盟”是日本侵华政策的产物。它伴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步步加紧而发展、调整着。它主张以建立由日“满”华为核心的东亚军事性联盟来处理陷入困境的日本侵华政策，这符合日本的对外侵略的利益。投敌卖国的汉奸们出于为自己辩护之需要，也引以为降敌卖国的主要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