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邓小平光辉灿烂的一生，就象滚滚东流的黄河，时而在宽阔平坦中度过，时而在急流险滩中拚搏；时而高歌猛进，时而迂回曲折。德国埃文维图·魏克德在《1976-1980年在中国当大使》一书中说，邓小平“的经历象圣经上的传奇故事”，具有神秘色彩。他们所说的“传奇”和“神秘”，最主要的是指邓小平一生中的“三落三起”。其实只要从历史实际出发，给以全面科学的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落”和“起”都贯穿着一条主线：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邓小平一生中的落和起并不是由于他个人的失误而造成的，而是由于他坚持正确的求实精神而遭到的错误处理。一方面当错误意见占上风时，他坚持求实精神、正确意见，且不作半点让步，而遭错误处理，被落下来；另一方面，当错误意见被人们普遍认同后，邓小平的正确意见在和错误的对比中显得很突出，就又神奇般成为他起的根基。因此，落和起之间的神奇性完全根源于邓小平坚持求实精神的正确性这一最根本点之上。 2 邓小平的第一次“落”，发生于1933年，他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期间，他被错误地撤销职务，受到最严重的警告处分，被派到边远的安东县属的南村区当巡视员。 这次落的主要原因，是他拥护、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抵制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路线。 邓小平的革命经历之丰富，实践活动之多样，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他于1920-1926年初，留法勤工俭学，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1926年又在苏联中山大学留学，攻读马列主义。1927年春回国后，被派往冯玉祥部从事革命活动，后到中共中央工作，年23岁时任中央秘书长。1929年以中央代表身份，在广西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右江、左江苏维埃政权。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他坚持求实精神，和执行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作了坚决斗争，促使第七军于1931年7月到达井岗山，与毛泽东、朱德会合。1931年8月，邓小平调赴中央苏区后，一到江西瑞金，就深入群众，倾听呼声，了解情况。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正值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在尖锐复杂的环境中，邓小平以果断的气魄和敏锐的洞察力，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纠正和抵制李立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迅速制止了乱捕滥杀的错误行为，并以很大精力投入地方政权建设，建立红色政权和地方武装，使瑞金全县局面迅速改观，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反“围剿”战争。7月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并任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下，大力组织经济建设，组织群众搞好农业生产，恢复手工业，兴办小型兵工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受干部群众的爱戴。可是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后，不但将执行正确主张的毛泽东排挤出红军领导，还对抵制“左”倾错误领导、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加以排挤、打击。先是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诬为右倾机会主义，即所谓罗明路线。后又将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给以撤职处分和批判。邓小平被撤职，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后，派到边远的安县南村区任巡视员。这是邓小平一生中的第一次“落”。 这次“落”后，邓小平在组织上服从决定，但仍在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和主编《红军报》。而王明错误路线在实践中的恶果，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撤离中央苏区时实行逃跑主义，暴露无遗。因而在长征途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及部分中央领导，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和执行毛泽东主张的同志的正确，要求撤换错误领导，恢复执行正确主张同志的职务。因而1934年11月中共中央黎平会议后，邓小平又重任中央秘书长，帮助中央处理日常事务工作。 很显然，这次“落”和“起”，是以党中央领导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相应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密切相关的。 3 邓小平的第二次“落”，发生于1966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他被当作“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于1969年10月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劳动改造了三年多。 这次“落”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抵制林彪等人刮起的将毛泽东个人神圣化、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错误倾向，拥护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力图缩小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范围和影响。 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从我国实际出发，全方位地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形成了八大文献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决策。但是，“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①此后党的指导思想上便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另一种是错误的发展趋向。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的主流是属于第一种。可是，从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起，在林彪等人的迎合和推动下，“左”的错误指导思想逐渐占居主导地位。1959年9月，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更是采用贬低马列的手法，别有用心地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出：学毛著是学马列主义的“捷径”，可以“一本万利”。1960年又说：学毛著就是要背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那些最好的，背上几十句就差不多了。”康生也荒谬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标准，最后标准。”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升温加热。 面对这些错误倾向，邓小平坚定地站在实事求是的正确立场，给以科学的清醒的分析。比如，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1960年上半年他在山东、天津、北京视察期间多次指出：要正确地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思想。他说：“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象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②在党的主要任务问题上，他认为：“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③关于当时中央领导层争论激烈的怎样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他认为：“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还说：“生产关系案竟以什么形式为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那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④在执政党的建设、工业管理等方面他也发表了好些正确的主张，作了好些与“左”的指导思想不相符合的独特思考。可是，这些正确意见，成了他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一生中第二次“落”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