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及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部在国际国内都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论著。在充分肯定该书提供了研究问题的新视角及广泛翔实的资料，对国内研究者有一定启发、借鉴和参考价值的基本前提下，也不可否认，由于西方学者历史观、价值观及资料来源的局限性，该书的一些指导思想及观点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有些论据也是不准确的。书中关于“一边倒”政策的论述就是一例。 在由东京大学教授中岛岭雄执笔撰写的关于新中国对外关系一章中，对制订“一边倒”政策的原因作了如下分析：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中断了通过黄华－－司徒雷登这一渠道开始的中美对话”，提出了“一边倒”政策的原因，除了在经济方面需要苏联援助这一总体考虑外，有三点具体因素：第一，斯大林对中共的看法使毛泽东感到不安；第二，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第三，最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对斯大林与高岗之间的亲密关系不安，担心这将导致中国东北被苏联控制，因此“他希望用公开宣布对苏联的忠诚来换取斯大林宽宏大量的回答”，“这种考虑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毛泽东作出了‘一边倒’的决定”。 以上分析的基本前提－－中美对话是由中共方面中断的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大量资料证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曾利用各种机会，表示出愿与美国进行接触的愿望，试图使中美关系得到某种缓和与改善。而相对中共灵活、积极、进取的政策，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僵硬死板的，它明令禁止司徒雷登赴京与中共领导人会见，可以说，最后关闭中美和解大门的是美国政府。另外，以上关于中共制订“一边倒”政策三点原因的总结是片面的、不准确的。现逐一分析如下： 一、“一边倒”政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亲苏路线。《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毛泽东在制订“一边倒”政策时，是“被以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的传统思想束缚着”，“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反应感到不安”，“这种不安起了重要作用”，使毛泽东采取了“更为明智的亲苏路线”。 以上这种对“一边倒”政策本身的理解和认识是不准确的。首先，“一边倒”政策并不是一项具体的对外政策，更不简单地等同于亲苏路线，它只是在世界划分成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中，中国共产党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一项大政方针。其次，中苏两党虽有历史上的长期关系及思想认识、政治利益、长远目标上的共同点，但中共制订“一边倒”政策并不是在盲目地追随同一阵营的公认领袖，而是基于清晰的目的－－国家实际利益的需要。 中苏两党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虽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却扎根于中国大地，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正是毛泽东，取代了从莫斯科摇篮中哺育、扶持起来，对国际指示言所计从的王明等人，领导中国革命突破了俄国“城市中心论”的模式，独立自主地走上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处理国共关系、“武装保卫苏联”等问题上抵制了苏联的错误主张。特别是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力量及前途的估计严重右倾悲观，劝说中共放弃武装斗争，阻止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在这事关中国革命成败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顶住了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②。这说明，在制订一切与中国革命有关的重大决策时，具有强烈民族感、自尊心和独立意识的中国共产党，关心的重点首先绝不是像《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说，一味考虑苏联、斯大林的态度和如何追随、配合苏联的政策，而是把中国的国家、民族实际利益放在首位。坚持独立自主、站稳民族立场是中共处理国际关系时一贯遵循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也是制订“一边倒”政策的基本前提。 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内部是团结统一的，并无亲苏、亲美派之分，毛泽东也无需“从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出发去制订“一边倒”政策。 这个时期中共党内的实际情况是，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中国共产党已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统一。此时，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毛泽东赢得了全党的拥戴，成为中共党内公认的领袖。这种领导地位是任何人无法取代的。从外事工作决策过程看，通过中央颁布的一系列外事纪律、政策及众多老同志的回忆，可以看出，由于处在战争年代，党的一般干部甚至有些领导干部缺乏外事工作经验，因此，中央此时的对外政策，特别是重大政策，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制订的。这种高度集中的外交决策方式，也形成中共对外政策性意见的高度一致。历史事实说明，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和领导地位并不需要像王明那样，靠外部力量扶持、强化及巩固。所以，在党中央内部团结统一、对苏基本认识、态度一致的前提下，那种认为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去制订“一边倒”政策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三、在制订“一边倒”政策时，并不存在高岗企图投靠苏联、分裂中国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