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由费正清主编，多位西方学者共同撰写的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尽管其中各章繁简和具体写法有所不同，但作为一部完整的著作该书具有自己的独特体系和风格，是一部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比较有份量的著作。该书有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综观全书，作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比较友善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总的来讲是力求持客观的态度，对某些历史事件的分析具有独到的见解，某些结论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作为生活和工作在西方的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的实际存在许多隔膜，对一些重要史实、史料了解不够，因此书中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和结论不能认为是符合中国的实际和正确的。 下面侧重从研究方法上对该书作一简要评析。 该书在研究方法上有以下一些长处，值得我们借鉴。 1.该书在考察研究历史时，非常注意遵循和贯彻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 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者认为，人类历史及其各种表现（如制度、文化等）是一个自然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各个时代、民族、国家都根据历史的条件或其自身的属性表现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他们主张研究历史，应采取“了解”和“客观”的态度，“如实记述”。 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有其进步和科学的一面。《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们，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有些方面基本上贯彻了这个方法。该书第四章论述新秩序下的教育，用了四节中的三节叙述民国时代的遗产、共产党边区的教育遗产和向苏学习，猛一看，这并非本书要紧的内容；其实不然，作者认为50年代中国的教育是在上述三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中国的教育集三种不同传统于一体，即民国时代移植在儒学基础上的西化教育传统，来自解放区的教育传统和新中国成立后引进的苏联教育传统。姑且不对书中的具体分析作具体评析，单就作者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和分析问题时的视野，是值得肯定的，并值得我们学习。新中国的教育，确实不是自天而降的天外来物，也不是共产党在一片空地上凭空而造的，它的确是在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不仅可以比较好地说明新中国教育的来源和发展，而且也比较好地说明了新中国教育在继承和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不足。联系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往往视野不够开阔，常常是就事论事地就历史写历史，有意无意地孤立和割断了历史。 该书在党与知识分子一章也贯彻了这一方法。在全章五节中，作者用了两节几乎一半的篇幅写知识分子与政府的传统关系、1949年以前党与知识分子的冲突，尽管其中一些错误看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但作者的研究和写作方法，对描绘中国的知识分子，论述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及其成功和失误，确有值得参考之处。 2.该书在研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问题时，比较注意对其客观环境、背景和条件作多侧面的全景式的具体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应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以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依据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从主观愿望出发。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该书作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点上，他们基本上是与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了一起，并且比有些人作的好。比如该书第二章，在对1953年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展开分析时，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和方法。他们不是象有些人那样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对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简单的不负责任的否定态度，而是比较客观地仔细地研究和分析了当时的客观环境，指出了党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条件。作者认为，经过1949年到1952年的巩固与重建阶段的工作，已经牢牢地为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相当的基础。这除了在经济方面已有70-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归国家所有，50%以上的商业营业额归国家贸易机构和合作社外，还表现在党的组织经过1951年的整党建党增添了新的力量，党员总数已达653万人。共产党的组织网络已延伸到多数城市居民和部分农村人口中。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群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52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发展到900万人，工会会员数达到1200万人，妇女联合会会员达到9000万人。尽管党组织和它领导下的青年团、工会、妇联的发展和壮大，并不是1953年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因和依据，但它也说明了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卓有成效的工作，党的领导加强了，威望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也有空前的提高，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奋发向上，这就从政治方面和群众基础方面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不能不成为党抓住有利时机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也说明，为什么党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后，立即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历史是具体的，非抽象的。历史是多种因素和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是某种力量孤立的行动。只有具体地如实地从当时的环境出发，对各种条件作具体客观全方位的说明，才有助于对历史的认识和了解。否则，历史就变成了胡适手中的铜钱和女孩子，可以任人摆弄了。 3.该书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时，也注意到了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影响，注意了对中外关系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