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和西方的远东绥靖政策

——兼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与分期

作 者:

作者简介:
夏阿龙 以色列特拉维大学历史系主任〔以色列〕

原文出处:
军事历史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5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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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第二次大战起源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存在着“欧洲中心论”。使有奇怪的是,西方学者即使是研究远东的历史时,也仍然抱着“欧洲中心论”不放。近年来,他们已经受到批评,人们要求他们写出一本以亚洲为主的亚洲史。

      确实,对于欧洲人来说,“欧洲中心论”似乎是顽固不化的。他们很难理解亚洲历史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而亚洲的历史总的来说是第三世界的历史。同样,他们也很难把欧洲的历史同亚洲的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

      近十五年来,在国际外交史、国际军事史领域,引进了不少新东西。纯粹外交文件之外的史料已日益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结果就出现了一种更全面的研究局面。但是,位于“边沿”处的那些国家的遥远的文化和思想,还没有同早已形成的历史著述的复杂构架结合在一起。

      把亚洲史,包括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在内的亚洲史从它传统的边沿地位解放出来,使之同史学的主流汇合,这是非常之必要的。目前已有某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可以说明,这种汇合正在进行,而且“欧洲中心论”最终将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截然相反的全球观点。

      1931年至1941年的中日战争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发生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如果对这场战争不给予应有的重视,那就不可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作出正确的分析。中日战争是在东亚的外交、军事发展俱已定型化的十年内发生的。的确,在国际法被践踏、破坏的那个时代,从九·一八事变起,经过欧洲和地中海危机至偷袭珍珠港止,有一根贯穿到底的主线是看得极其清楚的。

      在那紧要的十年内(1931-1941),国与国之间发生的磨擦的主要原因以及正当的不满,从方法上说并不是作为谈判的结果而解决的;但那些不合情理的要求却能急急匆匆地得到默认。因为有人希冀以肢解本来已很弱的国家(捷克、阿比西亚、中国)为代价来换取和平,并保存帝国主义的属地及其利益。

      然而,东亚局势的发展被德国的威胁、意大利的军事冒险以及西班牙的内战所掩盖了。广大公众根本不明白西方迎合日本的真相,对此过程一无所知。

      应当指出,绥靖主义是在没有远东慕尼黑的情况下在远东得势的,也就是说,在远东并没有震惊世界的那种会议:一些强国在会上公然不知羞耻地认可另一些强国的要求,而毫不顾及它们自己的原则和盟友。在远东,迎合另一个新兴强国的过程,则是原则逐步丧失的过程。中国多方面的利益被牺牲无余。1931年以后,日本在中国每进一步,美、英、法随后用以对付日本的每一着,都使整个过程小有变化,后来就使它们的政策及时地发生了虽不自觉但很清楚的变化。

      1938年5月1日,英国同日本签订的海关协定,实际上认可了日本对中国华北的要求,把中国海关收入移交给了日本。1940年7月18,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下关闭了缅甸的公路。这个步骤对中国的战略来说显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也是英国走上默认侵略道路的重要标志。今天,我们还想细讲一下另一个步骤,即1939年7月24日和1940年6月19日英国同日本签订的天津协定。这两个协定较少为人知,但同样标志着西方对日本侵略走上退却之路。

      南京于1937年12月中旬陷落、日本在军事上获得初步成功之后,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形势是:单从军事上、政治上占领中国的若干部分,并不能使日本实现它控制中国的如意算盘。在中国中央政府(其时已迁往陪都重庆)鼓励之下,即使一些主要城市已陷敌手,反侵略斗争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打了不少对阵战。敌后游击战也在广泛开展。

      但这些还构不成日本的主要忧虑。更为重要的是能否打赢日后的经济战。这一点不是成为日本在占领区内最后得胜的标志,就是成为抵抗并击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标志。外国尤其是英国的经济利益和占有一切(它们是根深蒂固的),是这条特殊战线上的中坚力量。

      日本在中国强制推行的货币管制法规,对外国在华机构和租界并无约束力,后者继续使用老的法币,还在为国民党服务,为游击队提供事实上的避难所并为抗日活动提供中立地。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微妙,英国非常谨慎小心。不想疏远日本。因而,从总体上说,它实行的是一种安抚日本的绥靖政策。到1938年7月,天津英租界发动了一场旨在平息抗日活动的运动。英租界的警察突击搜查各种住宅,发现了手枪、弹药、无线电台以及抗日宣传品等,证明了国民党特工人员在租界内确有活动并在支持游击队。

      日本政府立即接近英国政府,要求它把被捕的自由战士引渡给中国地方当局,也就是交给亲日的中国当局。按照英国法律,抗日活动不属犯罪,因而在没有可资怀疑的犯罪证据情况下,这些人不能引渡。但英国当局这种完全合法的立场,很快就起了变化。慕尼黑协定的出笼、日本攻陷广州和汉口(这些都是历史学家不曾联系的事件)等情况,使英国更加谨小慎微。此时,东京终于可以进一步推行它把日本、“满洲国”、中国(后来还有东南亚)包括在内的经济圈计划了。

      当天津海关署长、日本控制的联邦储备银行原经理陈里土(译音)被暗杀后,日本立即对英国大肆施加压力。他们公开声称,日本决不允许任何反对中国亲日派官员的恐怖行动在英租界内发生,要求英国将4名与暗杀事件有关的嫌疑犯引渡给地方政府(实为同日本合作的汉奸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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