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中日关系，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的重要一章，也是较为曲折复杂有显著变化的一个阶段。本文着重就20年代初至北伐战争前的中日关系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 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对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有重大的影响。会议虽有激烈的交涉和争论，但在各种条件制约下，仍然达成一些协议，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实力对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利用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在欧洲厮杀，无暇东顾的时机，派兵侵占山东半岛，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战后在巴黎和会上，又得到列强允诺它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在经济上，1919年日本对华投资为14.39亿日元，比战前增长近2倍。对华贸易总额达11.424亿日元，①，较战前增长2.6倍。日本几乎形成对中国的独占地位。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代表团不得不拒绝签《凡尔赛和约》，山东问题成为悬案。战后美国跃居西方列强之首，对远东和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英法势力也重返东方，谋求恢复和扩大在华的权益。因此欧美列强不能容忍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持续下去。 英美还支持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消除日本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利用大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参战军”。这支军队曾成为控制北京政府的支柱，又是日本左右中国的重要依托，战后虽改名为“边防军”，但本质上没有变化。然而曹吴于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打败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摧毁了大战期间在日本扶植下建立起来的“参战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给日本以沉重的打击。但日本又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奉军进入关内，与直系控制北京政权，顽强在维护其所夺得的利益。 为谋求调整美、英、日等国的关系，协调处理各国在华的权益，美国经与英国秘密磋商，于1921年7月，向英日法意中五国非正式地建议召开六国华盛顿会议。这个倡议很快得到英法意及中国北京政府的赞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政府未能获得代表权，因此发表声明指出：“将来华盛顿会议，苟非本政府所派之代表列席与会，则关于中国之议决案。概不承认，亦不发生效力”。②日本则坚持凡涉及它对中国所掠夺到的权益，不得列入会议，声称“凡问题之关于任何特殊国家者，或已成为既定事实者，当审慎免除其加入”。③经过美英等国的疏通联络，除上述六国同意外，还有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加入，终于开成了有九国参加的国际性会议。 华盛顿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远东与太平洋问题”，中心是中国问题。战后远东地区对列强恢复经济有重要意义，“远东市场为日美英的未来的希望”。④1922年2月6日与会各国签署了《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公约》。其核心是确立“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⑤实际上是为美国和其他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扩张铺平道路。当时美国国务卿休斯就得意地说：此后，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已“不是格言乃是事实”⑥了。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北京政府代表在美、英劝告和胁迫下，接受日本的要求在会外谈判解决山东问题。早在巴黎和会后，日本鉴于中国人民的强烈抗争及国际舆论的压力，曾拟引诱北京政府直接谈判山东问题，未被接受。1921年9月2日，日本原敬内阁提出《山东善后处置大纲》九条，主要内容是：将胶州湾租借权、中立地带还给中国；由中国将租借地全部作为商埠开放，尊重承认外国人既得权利；胶济铁路及矿山由中日联合经营。⑦北京政府曾复照日本，指出“胶州湾租借权”已因中国对德宣战而废止，中国反对合办胶济铁路。华盛顿会议开幕后，美英深知日本不肯在会上讨论山东问题，就提议由中日代表“在会外举行非正式会谈”，美英派“观察员”列席，再将结果提交大会“公认”。 经过双方的激烈交涉和争论，中日代表于1922年2月4日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和《附约》。其要点是：日本将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由中国开放为通商口岸，“准外人在该地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他合法职业”；中国付给日本5340余万金马克等价的国库券，日本将胶济铁路移交中国，款项偿清之前，中方选任日籍车务长、会计长各一人；淄川等三矿由日本投资而不超过华股的特许公司开采；日本军队撤出山东。⑧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虽然日本在中国人民强烈抗争及美英等国的压力下，作出了一些让步，使中国收回山东的一些主权。但它在山东的经济、政治地位仍很牢固。它可以利用胶济铁路、矿产、地产、工商企业操纵山东的经济命脉。又“由于领事裁判权的继续施行，青岛日本领事的地位在权力上不低于中国督办。”⑨然而，日本国内有一些人仍不满意，认为这是日本单方面的让步，是“屈辱”的外交，⑩为日本重新侵占大造舆论。中国则有不少人，不同意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而要求华会直接讨论决定归还山东主权。尽管如此，从历史实际考察，山东悬案的解决，双方减少了一个长期激烈争执的热点，毕竟使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是中日关系中的一桩大事。 中国人民的愿望远不限于解决山东问题。北京政府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有关恢复中国主权的多项要求，但绝大多数或被拒绝，或变相被否定，只有个别项目得到一些成效。至于废除由“二十一条”产生的1915年《中日条约》及换文的问题。日方代表声称，如废此约，将“必影响亚洲、欧洲及其他各国国际关系之安全”，(11)并认为它有“合法效力”。中国代表则严正指出：“二十一条”就其内容及当时胁迫签订情形而论，“在国际关系上独一无二”。该约破坏中国与他国条约，与本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国的原则，不能相容；如不废止，将来必妨害两国的亲善关系。这表明，除山东问题外，中日之间的其他悬案仍然存在。 由上所述，通过华盛顿会议，中国北京政府被迫接受帝国主义列强协同侵略的事实，付出高昂代价收回山东部分主权。日本对华的独占地位有所削弱，它在支持在华已夺得权益的基础上，作了一些让步，解决“山东悬案”。这使中日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为两国间的交往改善了一些条件。 二 日本面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趋势，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势力被直系所摧垮的事实，以及美英等国的势力重返中国的现状，着手调整对华政策。经过1921年5月敬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确定先集中力量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扩张，并利用张作霖充当日本在“满蒙”扩张的工具。对皖系等亲日势力也予以扶持，以便在适当时机再夺取中央政府的控制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