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钱本位”与“人民本位”是三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了解它们的内涵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谓“官本位”则是指以官为本，把这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封建“官本位”的核心是官与权的结合。一个官从生理构成上看，并不比普通老百姓特殊；从学识上讲，也不一定比普通的学者高明。那么，他的权力到底来自何处？只能来自他的官职。“职者，值也”，一定的官职都有相应的权力，官与权是统一的，有此官则有此权。权又与位有密切的关系，在位则有权，不在位则无权力。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也就形成了这种特有的官本位权力观。正因为官与权、权与位之间有很大的关系，而位又有一定的数量限制，因此，历史上经常出现“恋位”、“赖位”，甚至“杀人抢位”等现象。 “官本位”引发的价值观念是官至上。既然官的权力是由其位确定的，他的社会作用、个人的名誉、财富，也都取决于其官位。而且，官场上又有许多礼仪严格地按官位来规定官僚的等级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久而久之，不仅在官场，而且在广大民众中，也形成了官至上的观念。一个人的地位和名誉，取决于他的官位。官员们的荣华富贵也就成了尊官、敬官的价值观。官成了荣耀、权力等等的综合体现和代名词。 “官本位”是儒家“人治”思想的集中体现，与儒家倡导的尊贵等级制度有很大关系。“官本位”的特点是长官意志决定一切，在各级官职上都由该长官一人说了算。他们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搞家长制，一言堂，惟我独尊。凭自己的意志、知识、素养和好恶来评判是非，衡量曲直，制定政策，左右国计民生。对上，察言观色，溜须拍马；对下，滥施淫威，仗势欺人。 由于以官位为本位，因而，往往造成国家机构设计的变化。“因人设位”、“因官设事”的现象经常出现。历朝历代的机构调整，有时是根据需要，有时则纯粹是为了安排某人。从而造成机构臃肿，不问实效，官僚队伍越来越庞杂。以至唐朝皇帝李世民都说出这样的话：“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新唐书·窦诞传》）但能认识到这一点的统治者毕竟很少。官本位也必然造成拉关系，结帮派，上下打点，左右平衡。某官为了保住其品位，处理政事时，往往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此事的是非曲直，也不是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是上下左右的关系，以及处理此事对个人的影响。 “官本位”关键的一条就是官与财富的高度统一。“做官发财”、“一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等这些俗语，它很明确地揭示了做官的目的和“官本位”的实质。官位就是财富，升官就等于发财，而这财不仅来自俸禄，更多的是来自外财，贪污受贿是官员的主要财源。而这恰恰就是变卖权力以至出卖官职的重要原因。陈独秀曾对此作过深刻的剖析，指出：“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1]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钱为本是社会的主要价值观。金钱万能、金钱高于一切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以金钱在美国选举中的作用为例，人们就能清楚地了解到“钱本位”的实质。在美国，政府虽然标榜，美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民主，人人都有机会当选总统。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要搞政治，没有钱根本无法涉足。无论是竞选参议员、众议员，还是要竞选总统、州长，都必须以金钱开路，这在美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也根本不是什么秘密。2000年的总统大选，实际上就是一场比钱的竞争，金钱的作用在这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登峰造极的地步。据一些媒体报道，本次大选总共花费了30亿美元左右，其中总统候选人小布什花费了3亿多美元，戈尔2亿多美元。不仅竞选总统代价惊人，即使竞选国会议员也费用高昂。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供的报告显示，乔恩·科尔津在2000年度的国会选举中，以6200万美元的代价为自己赢得了联邦参议员的职位，它打破了1994年由迈克尔·赫芬顿创造的3000万美元的记录。[2]这样的数字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不要说普通老百姓望尘莫及，就是筹款能力稍弱的政治家也只能出师未捷身先退，与小布什竞争共和党提名的著名政治家多尔夫人就是因为没有筹到足够的经费而败下阵来的。所以，什么国会议员，什么总统、州长，对老百姓来说，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已。 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封建的“官本位”和资产阶级的“钱本位”思想，坚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早在1921年我们党通过的党的纲领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它开宗明义地表明我们的党是为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对此，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有过非常深刻的分析。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我党第二代领导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有过同样的阐述，他说：“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4]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江泽民同志又对此作了非常精辟的总结，他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5]“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6]“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最根本的就是要统一体现在不断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要关心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准确把握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脉搏，诚心诚意为人民办实事。”[7]历史表明，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思想，是我们党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我们党重要的奋斗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