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公元907-1125年）是以契丹人为主体在中国北方建立的封建政权。而《辽史》则是于辽亡200余年后的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元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进行修撰的。由于当时国柄将移，人心惶惶，加之国家财政亦已极为困难，修史工作亦便匆匆行事，敷衍塞责。据载，史官廉惠山海牙、王沂等四人仅用了11个月时间（至正三年四月——四年三月），便将一部记述200余年历史的《辽史》仓促修成。由此，便注定了《辽史》从它脱胎之日起就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史事缺漏，舛讹百出。亦正如中华书局版《辽史》“出版说明”所云：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认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复，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 由于《辽史》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便给历代学者研究辽代历史带来极大不便。有鉴于此，自明清以来，尤至近现代，不少史实便参阅其他历史文献，对《辽史》进行校勘疏证。但限于历史上传留下来的记述辽朝史事的文献资料奇少，便使得这项工作进展缓慢，成效甚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史家为疏证《辽史》，在广泛勾沉文献史料之基础上，又把目光转向地下出土的、极富史料价值的辽代各种石刻（包括石经、庙碑、塔铭、经幢、造像、哀册、墓志、神道碑、石棺、枕石、井栏、题名等）。然而，由于辽代石刻出土（或被发现）的时间不一，出土及存放地点又极为分散，再加上大多数石刻文字缺损、剥蚀、泐漫不清及无标点断句等等，因而也给研究者带来了较多困难。值得庆贺的是，向南先生历10余年的艰辛搜集、拓抄、考证和整理，如今，一部收文300余篇的《辽代石刻文编》终于付梓，给辽史研究者带来了福音。 本文试就辽代石刻在疏证《辽史》中的补阙、订讹和释疑作用、略作论述：兼就向南先生《辽代石刻文编》一书的史料和学术价值，简加介评。 一、补阙——填补《辽史》记事之缺漏 后世史家编纂前代历史，主要依据是前朝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因而，所编成史书之内容是丰富还是寡略，记事是详实还是简缺，均取决于史官修史时所参阅的前朝文献的数量和质量。建立辽朝的主体民族契丹属北方游牧民族，原起松漠，崇武少文。建国后，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其文化虽有长足发展，但政府书禁甚严，不仅严禁文字出境，而且民间私刊书籍亦以死罪定论。因而，有辽一代文献流传极为有限。至辽末，女真、蒙古起于北方，五京兵燹，缣帛扫地，辽朝有限之典籍文献亦散佚殆尽。至元人修《辽史》时，几乎无直接文字可依，只能求助于宋、金人的间接记戴。故而，史事记述之缺漏，实在所难免。《辽史》记事之缺漏，出土之辽代石刻文字，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补之： 其一，补《辽史·百官志》中辽朝设官及机构设置之缺漏。契丹辽朝的官制及机构设置颇具民族特色。《辽史·百官志》载：“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但《辽史·百官志》对辽代的官制机构记载却缺漏很多，尤其是对一些低级职官和下层机构，漏载尤甚。如，《辽史·百官志》“北面宫官”条有“某宫提辖司”。但云“官制未详”。即，不知该机构内设有何种职官。查应历五年（955年）《刘存规墓志》，即有墓主人曾“拜积庆宫都提辖使”之记。又，统和二十年（1002年）《平州赵府君墓志》见“永阳宫平州提辖使”；天庆三年（1113年）《马直温妻张馆墓志》见“诸宫提辖制置使”；重熙十四年（1045年）《王泽妻李氏墓志》见“知延庆宫提辖”，等等。积庆宫，为辽世宗耶律阮的宫帐，契丹名“耶鲁盆斡鲁朵”（耶鲁盆，契丹语“兴盛”）。延庆宫，为辽兴宗耶律宗真的宫帐，契丹名“窝笃盆斡鲁朵”（窝笃盆，契丹语“孳息”）。《辽史·百官志》只记辽置“诸宫提辖司”机构，但缺漏该机构内的设官情况。然由上述诸墓志石刻文字，可知辽“诸宫提辖司”内设有“提辖使”、“提辖制置使”等官员。可补《辽史》之缺略。 其二，补《辽史》“列传”中辽代人物授职宫衔之缺略。《辽史》“列传”记载的均是有辽一代著名历史人物。这些人生前大多是辽代官贵名人，其中不少人官居要位，身兼数职。我们通过这些人物所任之官职爵衔，可以了解和研究辽代的职官制度及机构设置情况。但，元人撰《辽史》时，却将不少辽代人物的官职名衔给遗漏掉了。如，刘六符是兴宗、道宗朝著名汉官。《辽史·刘六符传》仅载其官至“三司使”。然乾统元年（1101年）《悟空大德发塔铭》有“兴宗道宗朝宰相、守太尉、兼侍中刘公，讳六符”。由此知刘六符曾在兴、道两朝任过宰相之职，《辽史》“本传”失载，应补之。 其三，补《辽史·地理志》中辽代州县机构设置之缺漏。辽代的地方行政区划，是以五京为中心，分全国为五道：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南京道和西京道。其中州、县是辽朝地方的两级主要行政机构。据《辽史·地理志》“序”载：五道共辖“州、军、城百五十有五，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这是元代史家修撰《辽史》时统计的数字。但，查诸辽代石刻，辽代还有些州县，《地理志》漏记。如，金州，《辽史·地理志》即不见载记。但，乾亨三年（981年）《陈公之铭》中有墓主人陈公任“……金州诸军事、行金州刺使”之记。又，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王悦墓志》中有：墓主人王悦之长女“适金州防御使国（管）内诸处置使张近武之次男日行为妻”。再，重熙八年（1039年）《张思忠墓志》中有：墓主人张思忠的一个儿媳为“金州防御使大守节女”。由上，知辽朝确置有金州。《辽史》漏载，石刻可补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