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桧身后，对于他的评价问题，有宋一代，官方就几经变化。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高宗为褒其主和之功，题其神道碑额曰：“决策元功，精忠全德”。追封为申王，赠谥曰“忠献”。太常博士曹冠撰谥议说： 故太师赠中王秦桧，光弼圣主，绍开中兴。安宗社于阽危之中，恢太平于板荡之后；道德光天地，勋业冠古今，虽备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报之典，严于定谥。尤当先其报国之大节，传道之效焉。谨按谥法：虑国忘家曰忠，文贤有成曰献。宜赐谥曰：“忠献”。① 事过五十一年，宁宗开禧二年四月，以外戚入主大政的韩侂胄准备兴师北伐，使礼部侍郎李壁奏贬秦桧，奏疏说： 秦桧首倡和议，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复开于臣子之口，宜亟贬秦桧以示天下。 于是削夺秦桧王爵，改谥号为“谬丑”。制词说：“兵于五材，谁不能去之，首弛边疆之备；臣无二心，天之道也，忍忘君父之仇。”“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②评价全部翻了个个，制词成为当时传诵之作。 结果，开禧北伐失败，韩侂旗侂胄成为妄启兵端的罪魁祸首。时任礼部侍郎的史弥远献计诛杀韩侂胄，函韩侂胄之首向金人乞和。为了讨好金人，还恢复了秦桧的王爵，再赠以谥号。《续通鉴》评论说：“当时用事者，亟欲反侂胄之政，而不顾公议如此。”③其实，上述种种，无论是褒是贬，都是当权者根据政治需要来确定的，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足以作为评价秦桧的依凭。秦桧作为一代权奸，在他身后的官、私史籍中，大体上最具代表性都持否定的态度，元代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华，对儒家所讲的“严华夷之辨”多所避忌，然修《宋史》仍将秦桧列入《奸臣传》。但是，历来的史家也不无异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点：（一）秦桧力主和议，乃“保全东南”之举；（二）南宋向金人屈膝投降，高宗作为最高统治者，应负主要责任；（三）秦桧所以得政、专国，是因为他的主张迎合了高宗的愿望。现就这三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 一、南宋在绍兴初年是否非向金人乞和不可 和、战问题，是两军对垒中经常发生的事，其共同目的，是取决于是否有利保存自己，和争取时间发展自己。这就必须审时度势，知己知彼，作出正确的抉择。南宋绍兴初情势如何呢？是不是非向金人乞和不可呢？清人赵翼说：“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以不和议而亡。”“澶渊盟，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虽韩（琦）范（仲淹）名臣，犹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是，况南渡乎？”④近人陈登元先生把赵翼这个观点具体化，以为“秦桧在偷安半壁，中原残破之时，其所以力主和议，实不得已中之不得已也。”其主要理由：（一）国家经济困难，支持不了庞大的军费开支；（二）军事力量不强，至收溃卒群盗，以充王旅，将骄卒惰，军纪废弛，不足以战；（三）文武不和，不可与图大业。“因此可知秦桧议和，有人以为保全东南者，非无以也。”⑤应当承认，陈登元先生列举的这些现象，在南宋初年都是存在的，因而建炎间屡屡败给金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秦桧再相时期，情况已大有改善，以此作为向金人乞和的理由，显然是不妥的。 从经济实力看，由于南方自然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生产者的素质较高，其生产力水平远远高于北方，在北宋时期，支撑政权的财税收入主要来自南方。南渡以后，版籍失去三分之一，而财税基础失去甚少。战争之初，生产遭到破坏最大的是江淮、江汉和秦陇，江南虽有破坏，但只局限于江东、浙东、浙西一带，而且时间不长（建炎三年，完颜宗弼由扬州渡江，追击高宗，兵至明州，次年北撤，此后再没有渡过大江）。在建炎、绍兴间，南宋朝廷为了巩固政权，也采取了一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如安集流民，蠲免租税，奖励垦荒等等，特别是实行军、民两种屯营田制，对恢复生产，解决军费开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军事长官，几乎都兼任营田大使，一面训练军队，指挥作战，一面措置屯营田，筹集军需。绍兴六年，张浚在江淮措置营田，颇具成效。这一年州郡营田收入，单是官府提取的约有七十四万石；绍兴七年，川陕宣抚司在兴元府洋州等处的营田收入“近二十万硕”；绍兴十年二月，有司奏称：“荆州之赋，仰给于营田，岁省县官之半”⑥；此外，军队还进行其他经营，收入也相当可观。绍兴十一年，岳飞被解除兵柄之后，派右司员外郎鲍琚去清理财物，据奏：“岳飞军中利源，鄂州并公使激赏备边回易十四库，岁收息钱一百十六万五千余缗；鄂州关引曲库房钱、营田杂收广、襄阳府酒库房钱、博易场，共收四十一万五千缗；营田稻谷十八万余石。”⑦相比之下，金人虽然占有广袤的版籍，由于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低下，经济实力远远不如南宋。当然，就南宋本身来说，与承平时相比，支出增多，收入减少，国家财力拮据，这是肯定的。但面临民族危亡的非常时期，打一场正义战争，并非在经济上就无力支持。而且，和议之后，军费并未减少，每年还要向金人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岁时遣使，费用不赀。其经济负担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从军事实力上看，由于北宋时期所造成的“军无常帅，帅无常师”的格局，再加上经过伐辽和靖康两次战争，到南宋初年，军队基本是七零八落的，有些将领又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节制，所以屡吃败仗。但在建炎四年以后，便逐渐改观。在战争的实践中，涌现了一批起自卒伍，有谋略，有威望的将领，和他们带出的勇敢善战的军队；特别是广大中原人民不满女真人的残暴统治，纷纷组成义军，奋起抗战，如王彦的“八字军”，太行的“忠义军”等，后来都集结于南宋“抗金恢复”的旗帜下，大大地加强了南宋的军事实力。绍兴二年十一月，吕颐浩上书请求北伐，即称张俊有兵三万，韩世忠有兵四万，岳飞有兵二万三千，王
有兵一万三千，刘光世有兵四万，杨沂中、巨师古各有兵万人，崔增、姚端、张守忠各有兵二万，共有二十余万，即使有一些老弱和空额，也不下十余万人；加上川陕吴玠所部，数量相当可观。由于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在建炎四年以后，金人每年的秋季攻势，再没有一次渡过大江。相反，绍兴四年，挫败了金人、刘豫的合兵南侵；绍兴六年，又粉碎了刘豫十余万军队的进犯。后因张浚用人不当，委派不知军旅的吕祉代刘光世治军，致使郦琼率部叛逃，但也没大伤元气。绍兴八年，秦桧向金人乞和，是在形势有利于南宋的情况下进行的。绍兴十年，金人背盟，宗弼兴兵南侵，开头是在宋军无备的情况下得利，后来宋军奋起抗击，东自两淮，西至川陕，全线取得胜利。特别是刘锜在顺昌、岳飞在郾城，基本上摧垮了宗弼最精锐的部队；朱仙镇一战之后，岳飞军队距汴京只有四十五里，宗弼准备北渡黄河，放弃汴京，金燕京行台紧急转移珍宝，准备放弃河北。若非秦桧从中破坏，恢复中原是有很大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