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es on the Yuan soiety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MongolYuanstudies.In the past decade,studies in this field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In this article,the author triedto summarize the studies on The Yuan society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including classes,stratum,diet,costume,marriage pattern,etiquetteand custom,and other aspects of Yuan China. 近十年来，元代社会史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各种刊物发表有关论文近70篇，并有专著问世，内容包括婚姻、礼俗习惯、阶级结构和乡村研究等问题，本文试对这一时期研究状况作一简要回顾。 一、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是社会史方面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元代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关于元大都和上都的社会、宫廷生活等方面，陈高华作了不少研究，其中有他和史卫民合著的《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系统地研究和探讨了元上都的宫廷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其专著《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4年）专门以研究元大都的宫廷生活、都市生活与风俗习惯为主题。此外，他还先后发表了《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大都的社会生活》（《北京史苑》1985年第3期）、《元大都的酒和社会生活探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和《元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揭示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及其对当时大都社会生活的影响。其中后两篇中的前者考察了元大都的酒以及饮食的品种、生产管理和饮用情况；后者对元大都饮食结构及其形成原因作了深入分析。他指出，空前规模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国内各民族、各地区间经济文化联系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大都的地理环境等，都对元大都的饮食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贾洲杰的《元上都的经济与居民生活》（《蒙古史研究》第二辑，1987年）对上都的经济、帝王的生活方式、居民社会生活作了研究。叶新民的《两都巡幸制与上都的宫廷生活》（《元史论丛》第四辑）通过对巡幸的时间和经过的驿路、扈从的官员和军队、巡幸仪式等的研究，探讨了两都巡幸制；通过对朝会、燕飨、祭祀、游猎、宫廷歌舞、角牴与放走及游皇城等活动的研究，探讨了上都的宫廷生活情况。 关于礼俗方面。周良霄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三辑）利用中外文史料系统考察了蒙古早期推选大汗的整个程序和仪式以及宗教巫术在大汗即位仪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选汗仪制中原始民主主义的残留和影响、蒙古君臣间的誓约关系、窝阔台之后选汗仪制的变化以及元朝皇位继承的特点。黄时鉴相继发表了《元代的礼俗》（《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期）和《元朝庙制的二元性特征》（《元史论丛》第五辑），前文以祭祀、仪制、婚姻、丧葬和岁时节序五个方面说明了元代礼俗具有的二元性，即一方面它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礼俗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它又含有浓厚、鲜明的蒙古民族礼俗的因素；后文分析了元代庙制的两个重要特征，即蒙古祭祀和双重庙号，进而指出，忽必烈建立元朝基本上采用汉法进行统治，同时也保存了许多蒙古固有的制度和礼俗。韩志远研究了元代的社会风尚，认为蒙古习俗对内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中原地区原有的孝道、节烈观、丧葬习俗等都发生了一定变化（《关于元代社会风尚的几个问题》，载《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赵永铣在《祝赞仪礼与蒙古族民俗的发展变革》（《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中，通过对蒙古族独特文艺形式祝词、赞词的研究，不仅可以看出蒙古族各个时期生产方式的变化，同时也可以发现它和广泛的人民生活及其民俗、风情的紧密联系。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治中国近百年之久，在此期间，为数不少的包括契丹、女真等族在内的广义汉人，放弃原民族姓名，改用蒙古姓名，出现了大量带蒙古姓的汉人。那木吉拉的《元代汉人蒙古姓名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中寻找了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蔡志纯的《元代“烧饭”之礼研究》（《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对蒙古人丧葬致祭的“烧饭”仪式进行了探讨，概述了其源流和内容。蒙古人的丧葬习俗主要有早期蒙古人流行的“天葬”、萨满教徒的露棺墓葬、土葬法，还有特殊的帝后葬制，梁甫的《蒙古丧葬习俗种种》（《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和纳旺（蒙古）的《关于中世纪蒙古人的丧葬习俗》（《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8年第2期）都对其进行了研究。祈风和祭海所祈祷的对象都是海神，宋元时期泉州穆斯林航海者是否参与了汉族这一活动，或单独举行类似活动？他们祈祷的地点在哪里和对象是什么？陈达生的《宋元时期泉州穆斯林祈风祭海之踪迹》（《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有助于我们详细了解宋元时期大批穆斯林侨民在泉州活动的情况与规模。朱天顺的《元明时期促进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社会因素》（《厦门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指出元代漕运这一主要社会条件促成了妈祖信仰向北方扩展，元明时期的其他几个因素也促进了此信仰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