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广马”以及相关问题

      由于战争的需要，“马政”之于宋代，始终是“国之大事”。马有牧养、买马之分，宋代战马以购买为主。买马地区北宋集中在四川、陕西一带，分别称为川马、秦马。南宋时更由广西路买马，与川、秦鼎足而立。故南宋时人言：“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凡战马，悉仰川、秦、广三边。”①今人研究，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详于川秦马而略于广马。杜文玉先生近撰《宋代马政研究》一文②，对有宋一代的马政作了全面的探讨，读后深受启发。然囿于篇章，该文于“广马”亦未能多费笔墨。本文拟对“广马”以及相关问题作一集中的考察。

      一、北宋时期：“广马”的源起

      “广马”以南宋为盛，溯其源起，则在北宋。早在神宗时期，宋王朝已经着手在广西地区开辟新的马源地，并设置了相应的经办官员。周去非《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云：“自元丰间，广西帅司已置干办公事一员于邕州，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同措置买马。”此职之设，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是西北战局的变化，马源受到威胁，如《宋史·兵志十二》所言：“熙宁七年，熙河用兵，马道梗绝。……元丰中，军兴乏马。”二是仁宗时期侬智高事件中，经过一番南方是否为“骑兵所宜”的讨论，宋政府最后派狄青率“西边蕃落广锐近二千骑与俱”③，才将事变平息下去，对岭南马战的重要性应该有一新的认识。而且也对广西马源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才有可能设员兼管买马。司马光在记侬智高事时有言：“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马④”。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十二月，知桂州赵“乞专委横山寨主监押招诱蛮人买特磨道等战马”⑤，得到允许。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三月，枢密院言：广西经略安抚司奏请“自四月一日已后至九月终，将邕州四指挥官马野牧”⑥。邕州官马，应即从当地所收买者。苏辙哲宗初为绩溪令时，“适有朝旨，江南诸县市广西战马”⑦。此事未果，但可知北宋中期“广马”问题确已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镇压侬智高事件中，狄青以骑兵致胜对于广西军备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当地民族原不习马战，侬智高就曾说过，宋朝的步兵不足忧，“所未知者骑兵耳！今闻锹青以骑兵来，吾当试与之战，若其克捷，吾当长驱以取荆湖、江南”，不胜则“从特磨洞借马，教习骑战，俟其可用，更图后举，必无敌矣”⑧。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三月，广西官员报告说：当地峒丁“昨睹王师讨伐交人，因马取胜，愿习马战”⑨。进而要求以两江峒丁团成指挥，置马社，市战马，分给峒丁教习。出于防范的心理而有惧于马战的威力，神宗下诏只令峒丁习溪峒所长武艺，勿教马战。提点刑狱彭云亦乞禁马战之术，建议让邕州马军于桂州习学而轮赴邕州防拓。

      北宋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宋政府制定了《横山寨买马格》，规定了广马的八个等级。针对“广马”制定规范化要求，自然是因为广马贸易此时已初具规模。但北宋“广马”主要仅用于“备边缓急”之用，如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八月广西地方官员黄迥针对原立定等格所说：“朝廷旧法，于本路邕州横山寨招买特磨道等蕃马，……只应付本路州军马军调习，备边缓急之用。”⑩作用虽然尚还有限，然亦不失为南宋大规模广马贸易之先河。

      二、南宋“广马”机构以及博易场

      宋室南渡后，面对严重的军事威胁，战马问题紧迫起来。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六月，宰相李纲就上言说：“今行在之马，不满五千，可披带者无几。”比起北宋常年有战马一二十万匹来，真是少得可怜。除建议在民间括马外，李纲还“请命川陕茶盐司益市马，商人结揽广南之马，以给诸军”(11)。由于川、秦马的许多不确定因素，对广马的采购显得更为必要。

      建炎元年十月，“备知峒丁情伪”的邕州人李棫被任命为提举广西路左右两江峒丁公事。建炎四年，李棫受命即邕州置使买马，是为南宋经营“广马”的开始。李棫随即募人入大理国求市，大理国遣张罗贤以马样五十骑至横山寨，以求进一步市马。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七月枢密院上言广西经略安抚司乞支本路钱应付买马，诏令“不得过十万贯”(12)，似还有所限制。但北方“五路既陷，马极难得。议者谓岭外于西南夷接境，有马可市，而大理、特磨诸国所产尤多”，工部侍郎韩肖胄上言：“战以骑兵为胜。今川、陕马纲不通，而广右邻诸蕃，宜即邕州置官收市，专责成功。”(13)宰臣吕颐浩亦上奏言：“陛下临御以来，留意马政。然关陕诸州，半陷戎虏。四川道路通塞不常，战马难到行在。惟广西一路与西南诸蕃接连，密迩黎、雅等州，日进纲马节次到来，诸军频以谓堪备出入行阵。欲望明诏有司于邕州置买马司，差有风力臣僚一员充提举官收买纲马。”(14)迫于形势之需，宋廷于当年十一月另派王趯充任广西经略干办公事，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及收买战马。当时道里，广西自静江府起发进马至行在二千八百七十七里，而成都起发马匹至行在为六千一百一十九里(15)。事有紧急，广马显然更能应付不时之需，如绍兴二年七月，朝令礼部支降给广西度牒、盐等，“限一月内”措置变卖，收买战马一千匹。在北宋经营的基础上，南宋政府加强了对广马的收买。从任命买马官员到设置买马机构，广马贸易进入新阶段。

      《系年要录》卷六二载：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正月壬午（二十六日），广西帅许中等因所市战马弱不堪用而被降官，“枢密院因请即雍州置买马司。”雍州即邕州。但《宋会要》载是日，“诏邕州置买马司”买马，“今后委本州专管”。又载：“二月五日，诏广南西路置提举买马官一员，以提举广南西路买马为名，于邕州置司。”且又载：“是月二十四日，诏令提举广南西路买马于宾州置司。”(16)倒底是分别置司还是只置一司？若是后者，是在何地先置？我们认为，广西仅置一司而非两司，先置司地是在宾州而非邕州。《系年要录》卷六三明载绍兴三年二月辛卯（五日），“初置广西提举买马司于宾州，俸赐视监杂司。凡买马事，经略司毋得预”。当月，李预被任为“提举广西买马。”且言：“先是，提举峒丁李棫与帅臣许中有隙，坐停官。中遣属官任彦辉代领其事，移司宾州。”任彦辉兼提举峒丁在建炎四年十一月李棫停官之后、翌年即绍兴元年六月之前。任彦辉“移司宾州”，当为前李棫在邕州“提举峒丁”之司。绍兴三年二月在此基础上“初置”买马司于宾州，就不足为怪了。《系年要录》卷六四说：“初，提举峒丁李棫既罢，经略司更委通判宾州任彦辉就本州买马。道里迂远，大理马遂不至。”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提举广西买马李预也感到宾州不便，于绍兴四年二月十八日上言，要求“依旧于邕州置司”(17)，得到批准。可见自绍兴三年二月至四年二月，买马司设在宾州。并无同时在两地设买马司的状况。根据西马在四川、陕西均只各设一司的情况来看，同时在相邻的宾、邕两地分别设司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史籍载此不一，后人论此亦颇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