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has been a multinational country from time immemorial.In Qing dynasty,because the foreign powers meddled in the affairs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frontier regions,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differnt nations changed their intrinsic nature.This paper studied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of Northwest China in the early part of 18thcentury,and points out that Tsarist Russia was the main supporter ofsplittists of Dzungar (a tribe of Mongol),In consequence the conflicts between Qing and Dzungar became acute and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frontier clashes in the past,therefore the efforts of Qing government to unify China had the implication of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s.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至清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长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清政府为完成国家的统一，同国内各种分裂势力，以及外国势力的侵扰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外国扩张主义势力插手边疆民族地区，使多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的民族矛盾与问题，改变了以往的性质。 从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为解决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问题，前后历时一个世纪，其间经历了多次大战。如若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乌兰布通之战算起，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阿睦尔撤纳走死俄国，也有七十余年，历康、雍、乾三帝始告结束。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十五年（1696年），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三次出塞亲征，驰骋于大漠草原，指挥大军与噶尔丹周旋，实施大空间的分路合击，决意击灭噶尔丹。草原枭雄噶尔丹，数十年马背生涯，身经百战，战绩赫赫，决非平庸之辈，或铁骑长驱，或东奔西突，两军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展开规模浩大的激战。这是一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分裂势力的大战，其间有政策目的，政治手腕，谋略设计。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虽在塞北与漠北，却牵动着新疆、青海、西藏，影响之大深且远。当时在中国北方大地上两雄角逐，其势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由于噶尔丹与沙皇俄国相勾结，清政府为平定噶尔丹民族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而战，也就具有抗御外来势力的内涵。 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康熙如何处理北部边疆错综复杂的局势和乌兰布通之战略作论说，余者俟诸来日。 （一）、噶尔丹“向有侵西海（青海）之意”与康熙的对策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理藩院疏言，据张家口报称，厄鲁特与喀尔喀交恶兴兵，形势紧张。此时因三藩战争，清政府无力顾及噶尔丹逞兵于喀尔喀，然而，北部边疆不宁，南中国战斗正炽，平叛战争将受到牵制。康熙权衡大局，决定的方针是：调解厄鲁特与喀尔喀的矛盾纷争，令其罢兵息争，不使事态扩大，稳定北部边疆。为此，对噶尔丹所求，适当允准，使其‘毋致生衅’，①以免分散精力于平叛战争。同时，加强戒备，密切注意其动向。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十一日，谕大学士等曰： “闻厄鲁特、喀尔喀，交恶兴戎，虽虚实未确，朕统御寰宇，一切生民，皆朕赤子，中外（边疆）并无异视。厄鲁特、喀尔喀，倘因细故交恶，至于散亡，朕心大为不忍。伊等向相和好，贡献本朝，往来不绝，若交恶果实，当遣使评其曲直，以免生民于涂炭，如仰副朕一视同仁之意，仍前和好，相与优游太平，朕大嘉悦焉。但天寒路远，若遣使往回，无饲马驰驿之所，或致有误。今厄鲁特、喀尔喀使至，其令理藩院，明白备檄，发来使传谕之”。② 同年十二月，形势为之一变。张勇奏报，甘州、凉州近南山一带，有被噶尔丹击败的西海墨尔根阿喇奈多尔济台吉等庐帐千余，肃州境内，有济农布第巴尔等庐帐万余，他们是从黄河西套逃奔而来，大草滩之地处处充斥，所在告警，甘肃汛界受到极大威胁，请旨如何处置。康熙立即命令驻扎西安负责西北平叛战事的图海，统筹一切。谕曰：“大将军图海，身在陕西，其沿边流番，或令提督等率兵往逐，或严饬边汛官兵，各固守汛地。选干练人员至番人头目处，开诚晓谕，令彼退回。著大将军酌量指授而行，毋致生衅”。③图海奉命后，一方面遣郎中拉笃祜前往济农布巴第尔筹处，传谕令其“退归故巢”；同时建议派一重臣“驻扎兰州以西地方，固守三边”。此时，因甘肃沿边与喀尔喀地区同时告急，而噶尔丹“向有侵西海（青海）之意”，④康熙一时不知噶尔丹兵锋所向，决定在西北加强戒备，命令张勇“自兰州移驻甘州，固守沿边地方”。⑤又命拉笃祜驰驿来京，面承密旨，然后“赴凉州，探噶尔丹消息，不时以报”。⑥康熙十分关注噶尔丹在西北的动向，是因为吴三桂旧部陕西提督王辅臣叛，陕甘战乱年前始平定。局势初定，若噶尔丹逞兵于甘肃、青海，局面可能逆转。而噶尔丹将征青海厄鲁特墨尔根台吉之传言又甚嚣尘上，若然，必将进入清军汛界趋大草滩。张勇据此奏报请示，康熙迫于三藩战事，决定有条件地对噶尔丹让步通融，谕令张勇、孙思克：“一面放噶尔丹过往（大草滩），一面奏闻”，但必须“令其坚立盟誓，不许骚扰民人”。若噶尔丹“强欲入边”，则“坚拒止之”，⑦星夜速奏。为防噶尔丹逞兵于西北，康熙命大将军图海就如何加强甘肃清军兵力与张勇、总督哈占“公议酌行”，大将军则应注意用兵之“轻重缓急”，反映了康熙对平定三藩与防备噶尔丹应如何统筹兼顾的思虑。噶尔丹威胁的存在，使康熙不敢稍有疏忽。康熙这时的方针是有条件的通融，避免与噶尔丹接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