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合马，元代著名回族宰相，他为政近20年，以“理财”见长，“中统之治、至元之隆”理应有他一份功劳。长期以来，由于《元史》把他列入《奸臣传》，人们先入为主，习而不察，也对阿合马全盘否定，这是不科学、也不公正的。本文旨在通过对阿合马的全面研究，弥补过去研究的不足，并力图揭示他之所以成为“奸臣”的社会原因。 一 元世祖忽必烈曾经说过：“宰相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能兼此三者，乃为称职……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①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也曾写道：“异密阿合马光荣地履行宰相职责约二十五年。”②中外史籍的这些记载，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五月十日，阿合马以上都同知之职奉旨“计点燕京万亿库诸色物货”。从这一任命可以想见，忽必烈对他理财之能的信任。同月十二日，阿合马又以兼太仓使之职，“请立和籴所以溢廪庾”。在汉人李亨的经管下，使和籴所（改名规措所）“粒米狼戾”③，保证了军民食粮的需要。这是阿合马理财能力的初步显露。此后，他的理财措施有如下几项： （一）加强税收管理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盐税又是财政的重要税源，因此，禁私盐和增加盐税便是阿合马理财的一个主要方面。中统四年正月，阿合马请设东平等路巡禁私盐军，即增设巡逻队，盐由国家专卖，不准食盐走私。实际上，私盐可能比国家盐价低些，但真正得暴利的是私商，禁止食盐走私，就是惩治与国争利之徒。至元元年七月，根据阿合马建议，“益解州盐课，均赋诸色僧道军匠等户。其太原小盐，听从民便”④。元代国家财政收入，盐课占百分之八十⑤，阿合马抓盐课，可以说抓住了理财的关键。为了增加税收，阿合马还“均赋诸色僧道军匠等户”，目的是使过去一些豁免赋税的人户，参加到纳税的行列，从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建立健全税收机构，是理财的一个重要措施。由于阿合马卓有成效的工作，进一步得到忽必烈的赏识，至元三年正月，“立制国用使司，以阿合马为使”，制国用使司是主管全国财政的专门机构，至此，阿合马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到至元七年又升为平章尚书省事。正当他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大展宏图之际，在至元十一年十一月，竟被右丞相、蒙古人安童指责为“擅财赋权，蠹国害民”⑥。阿合马既负理财之责，“擅财赋权”自是份所当为，无可指责；至于“蠹国害民”，则应具体分析。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是为蒙古贵族统治者效劳的，由于统治者的财政需求，不断地刺激和驱使着阿合马为之筹措，有时增加人民的负担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封建政权和人民之间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也是历代理财家的一个难题，阿合马做的可能有些过分了。如至元十八年九月，“京兆等路岁办课额，自一万九千锭增至五万四千锭，阿合马尚以为未实，欲核之。帝曰：‘阿合马何知’。事遂止”⑦。象京兆路这样的课额，是不会落入阿合马私囊的，纵有所过头，他多收的目的仍在于取悦帝王。 打击“权势之家”偷税漏税，是阿合马理财的又一有力措施。在当时的京城大都，有一些蒙古贵州和色目大商，他们依仗权势，无法无天，经商拒不交税。阿合马要理财，当然要和他们作斗争。“世祖中统四年，用阿合马、王光祖等言，凡在京权势之家为商贾，及以官银卖买之人，并令赴务输税，入城不吊引者同匿税法。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⑧。阿合马在这一点上是做得对的。种田纳租，经商纳税，是蒙古开国以来的定制，但权豪势要之家却依仗权势拒不交税，这是违法行为。严格执法，就触犯了“权势之家”的利益，自然引起他们的反感，极有可能被他们诬指为“奸”。至元七年制定的三十分取一的税制，使纳税标准规范化和制度化，有章可循，不让贪官污吏随心所欲，对元代的商业发展也是有利的。 至元十二年九月，阿合马以军兴国用不足“请立诸路都转运司九，量增课程元额”，十一月又奏立诸路转运司十一所⑨。这都是为了对南宋用兵的财政需要而设立的，虽然增加了税额，但其出发点却是从国家的利益着想的。 （二）变废为宝再创价值 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当时还有指责他的一条罪状是：“阿合马当国，榷民铁铸为农器，厚其直以配民。”⑩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增加了农民负担，且带有一定强制性，但如换一角度看，便会得出另外的结论。“榷民铁”只能是收购农民家中的废铁，经过加工成新的农器再“厚其值”配卖给交铁的农民。从废铁变为农器，本身价值发生了变化，收购时按废铁价，卖出去按农器价，看起来是赚了一笔钱，但却是符合价值规律的，而且在客观上，也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过去的宰相，他们看不到废铁变成新的农器可以再创价值（即“厚其值”）这一点，或者看到而不屑于为。精明的阿合马不仅注重开采冶炼铁矿，而且把目光放在用旧了的铁器上，这是不简单的。这样的工作不做的话谁也不会说什么，一旦有人做，便会遭到非难，这是不公平的。 （三）开源节流发展生产 阿合马理财，特别注重发展生产，中统四年正月，阿合马“请兴河南等处铁冶”(11)。这对于发展手工业生产，进而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存是有利的。阿合马推荐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就是明证(12)。阿合马还注意开发新产品，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新种类，如至元三年奏：“别怯赤山出石绒，织为布火不能燃，请遣官采取。”(13)他的目光始终注视着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那些行业和事项，不尚空谈，而求实干，所以理财“颇有成绩”，“众咸称其能”。在理财的同时，阿合马还看到必须节省开支，他看到“国家费用浩繁”的严峻现实，所以随时给蒙古统治者敲警钟：“恐来岁度支不足，宜量节经用。”阿合马在考虑统治者利益的同时还考虑“民”的利益，发展生产，让统治者节约开支，客观上对“民”是有利的。在阿合马立诸路转运司时曾构想过，要达到“民力不屈，而国用充”的目的，这也可以看作是阿合马理财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