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帖木儿王朝（1370～1507年）存在的一百多年间，伊斯兰教及其文化传统与突厥蒙古人的传统之间的调和与矛盾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教对帖木儿王朝的影响。苏非派尤其是纳合西班底教团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力量是帖木儿王朝后期明显的政治特征。 一 在帖木儿（1336～1405年）建国的过程中，伊斯兰教不仅是帖木儿对外扩张的一面旗帜，而且也是王朝的精神支柱。 14世纪中期，伊斯兰教在中亚河中地区的代表是撒马尔罕的谢赫——伊斯兰和忒耳迷的赛义德以及苏非派的谢赫。他们在帖木儿崛起的过程中，积极支持帖木儿，并为他制定了“遵养时晦，勿贪近利，内畜潜势，外若无意，以释群疑”的策略①。这种策略使帖木儿成功地打败了他的妻兄忽辛，成为河中王。在群雄纷起的年代里，帖木儿不仅需要扶植成吉思汗后裔作为傀儡汗王，以统摄蒙古游牧民，而且还需要一面旗帜以利于他在伊斯兰地区扩张，并统治定居民。这面旗帜就是伊斯兰教。“以圣僧之祈祷来开启胜利，这是他最热烈的愿望”②。纵观帖木儿的对外征服史，伊斯兰教始终成为帖木儿对外扩张的一面旗帜。14世纪80年代以后，帖木儿向伊朗及其以外地区扩张。在对基督教的格鲁吉亚人国家的侵略过程中，帖木儿毫不费力地给其征战饰以圣战的色彩，强迫异教徒改信伊斯兰教。1395年，他占领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聚集的商业中心塔莱。尽管这些商人派了一个满载礼物的代表团晋见帖木儿，但帖木儿只是宽宥了穆斯林，而把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沦为奴隶，基督教徒的商店、帐房、教堂和领事馆通通被毁，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殖民地与中亚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受到沉重打击③。“圣战”的旗帜不仅指向异教徒，而且还指向了“不虔诚”的穆斯林国家。1398年，帖木儿欲远征富庶的穆斯林德里苏丹国，商讨于诸王公大将，遭到反对，于是，帖木儿从《古兰经》中找到了“先知啊！同那些异教徒和不信教者作战吧！”作为远征的根据。众将鸦雀无声，不敢反对了。因为德里苏丹国有异教徒，而素丹竟然容许他们崇拜偶像。最后帖木儿终于大掠了德里城④。帖木儿对穆斯林大国奥斯曼帝国征战的理由之一则是素丹巴耶济德包庇基督教徒。“1400年8月，帖木儿还军小亚细亚，力攻西瓦斯，城拔，守兵中之奉伊斯兰教得免死，惟守兵之奉基督教者4000人皆被活埋”⑤。为了使他对土耳其的征战更具有对“圣战”的性质，1402年安卡拉战役后，帖木儿虽然完全可以趁机灭掉奥斯曼帝国，但他只是让他的孙子到处洗劫，而自己却去围攻士麦那（伊慈密尔）。因为，当时士麦那属于基督教罗德斯骑士团。两周后，帖木儿袭取了士麦那。于是，使伊斯兰教蒙受重大损失的安卡拉战役由于夺取了士麦那而成了一场圣战⑥。正因为伊斯兰教在帖木儿征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帖木儿对伊斯兰教优待有加。政治上，他分“社会阶级为十二级，因他自己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将赛夷族的后裔同传道师、律师列在第一级，次为有经验的人、贤明的人、专心苦行昭著的人；再次为将军、大臣，同君主的朋友；又次为学者、医士、神学家、宗教职员、保存兵器的艺术家；再次为旅行者。”帖木儿还要求，在其中央政府里，所有的官员都要信奉伊斯兰教⑦。经济上，帖木儿尽弃“宗室诸王之采邑，及异姓贵族领土，分赐阿萨兰（即伊斯兰）礼拜寺”⑧。这样，到帖木儿死时，伊斯兰教已牢固地确立了其国教的地位。到了沙哈鲁（1405～1447年）继位时，沙哈鲁已把自己完全看成是一位穆斯林君主，而不是按照成吉思汗的传统，称自己为“汗”了。 二 尽管帖木儿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对外征战，但其军中主力仍是由蒙古游牧民充任的骑兵。对于深受蒙古人传统影响的游牧民来说，他们仍对成吉思汗所制订的札撒和成吉思汗家族推崇备至。帖木儿对这种心理不能不有所重视。他自称是成吉思汗事业的继承人，他用兵的目的，只是为了把四分五裂、各自称王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等统一起来，以此团结三大汗国的蒙古人。他向人们表明自己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的同时，更愿意向人们表明他是蒙古传统的保持者。虽然他在1388年正式采用了素丹这一伊斯兰教突厥人君主的称号，但他仍在自己之上，设置了一个形同虚设的蒙古汗。为了同蒙古人的传统相衔接，他和他的士兵与其他地区穆斯林显著的外表区别是按照蒙古人的习惯留辫子。据载，当帖木儿军队于1400至1401年围攻大马士革时，他的孙子莎勒坛忽辛背叛，跑到了敌方阵营，而敌方首先做的事是把他的辫子剪掉，并替他换了衣服⑨。为了巩固与蒙古宗王的关系，多年以来，帖木儿与察合台族宗王沙乌可结为盟友，并以妹妻之，让他担任宫内要职⑩。其它如撒马尔罕省长这样的重要职位，帖木儿也往往让察合台族宗王担任。帖木儿的策略是在伊斯兰教与蒙古人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并进行调和，让伊斯兰教上层人士和蒙古贵族都为他的统治服务。他需要游牧民为他上马执剑，所以在伊斯兰教与蒙古人传统之间更多地倾向于后者。1372年，当帖木儿的使节为了谈判来到花剌子模时，其统治者拒绝谈判，并毫不客气地对使者说：“你们的帝国是一个异教徒的地区。伊斯兰教徒的义务就是同你们战斗”(11)。在完全伊斯兰化的花剌子模人看来，帖木儿所依靠的察合台人其外表和习惯全象异教徒。然而，帖木儿王朝统治的中心河中地区是受伊斯兰教影响已有数百年的地区，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不能不向他的臣民表明他是多么重视伊斯兰教。沙哈鲁与其父不同，只愿意作一个伊斯兰教素丹。为了处处显示出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他经常到清真寺去参加星期五的礼拜。在赖买丹月严格遵守斋戒，即使在旅行期间，也是如此。他每周四次，都把《古兰经》的诵读者召进宫廷，听其讲诵(12)。沙哈鲁1412年在致明朝永乐皇帝的国书中自我吹嘘：“继伊利汗哥疾宁（合赞）、完泽笃和不赛因等皈依了伊斯兰教和升天的圣皇皇后，帝国落到了我主和父皇至高无上的帖木儿皇帝手中了。他在阿富汗、突厥斯坦和波斯复兴了伊斯兰教法。现在，我们的法庭即据此法而判决，采纳了伊斯兰教律，我们放弃了成吉思汗的军事断事（扎儿忽）和军事法律。”(13)。这可能是沙哈鲁为吸引永乐皇帝皈依帖木儿朝的伊斯兰教而作出的一种出于好心的谎话。事实上，沙哈鲁并没有完全放弃蒙古的传统，当时不成文的蒙古习惯法（札撒）仍对公共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沙哈鲁的做法只是向人们表明，帖木儿朝人已更好地置身于伊斯兰教法中。为了使蒙古人的传统与伊斯兰教相协调，沙哈鲁企求伊斯兰教能与蒙古传统达到最佳结合。为此，沙哈鲁采取了提高低级传教士集团的地位，以削弱在帖木儿时代地位上升的城市伊斯兰教上层。低级传教士集团主要是受突厥—蒙古迷信而不是受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法律条文影响的纳合西班底教团。这个教团这时已成为王权的最佳盟友和最佳支持者。在沙哈鲁与哈里勒（帖木儿之孙，米兰沙之子，1405至1409年治撒马尔罕）争夺河中地区统治权的斗争中，纳合西班底教团积极支持沙哈鲁。当时，该教团的谢赫穆罕默德·帕尔萨与沙哈鲁关系友善，他们“为了安排穆斯林的事务”，经常通信往来。一次，沙哈鲁寄给哈里勒，叫后者挑选战场的信被帕尔萨收到。帕尔萨在把这封信送到哈里勒的驻地撒马尔罕之前，先在布哈拉的大清真寺里诵读，公开表明支持沙哈鲁。不久，哈里勒便被打败(14)。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有一点可以相信，沙哈鲁与布哈拉的谢赫有着良好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关系，伊斯兰教的低级教士集团——以纳合西班底教团为代表的苏非派德尔维希在民间广为盛行。明朝永乐十二年（1414年）到达中亚哈烈（赫拉特）的陈诚在其《西域番国志》中对德尔维希（亦作“托钵僧”、“苦修僧”）有这样的记载：“有等弃家业，去生理，蓬头跣足，衣弊衣，披羊皮，手持怪杖，身挂骨节，多为异状，不避寒暑，行乞于途。遇人则口语喃喃，似可怜悯，若甚难立身。或聚处人家坟墓，或居岩穴，名为修行，名曰迭里迷失（即德尔维希）”(15)。德尔维希经常在公共场所聚众宣讲苏非派哲学，吸收信徒。在政治上，这些德尔维希们赞成沙里亚法，谴责至高无上权力的代表和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官方首领在遵守沙里亚法方面的怠慢，并由此声称他们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16)。这样倾向与继沙哈鲁之后的兀鲁伯（1447～1449年）的态度发生了矛盾。兀鲁伯是他的祖父帖木儿的崇拜者，同时又是突厥蒙古传统的维护者(17)。他仿效帖木儿的范例，任命一个拟汗，主要是竭力按照祖父的精神来行使权力，在军事方面，与成吉思汗的札撒相一致(18)。然而，兀鲁伯既没有他祖父的军事天才，更没有他祖父那种驾驭伊斯兰教的能力。兀鲁伯的统治很快遭到了一些伊斯兰教人士的不满。在庆祝兀鲁伯的幼子阿布德·艾则孜割礼时，贵族和平民在卡尼吉尔平原上饮酒，并到兀鲁伯的宫廷中宴乐。在宴会期间，穆哈塔希布（宗教监督官）赛义德·阿什克进来对兀鲁伯说：“你败坏了穆罕默德的信仰，倡导了异教徒们的习惯。”兀鲁伯抑制愤怒回答说：“你已通过你的赛义德后裔和学识获得了声誉，还获得了年纪，很显然，你还想殉道，并因此说了粗鲁的话，但我不同意你的看法。”(19)兀鲁伯不仅不严守伊斯兰教法，甚至还赞同恢复游牧民的习惯法。据说，有一个士兵向兀鲁伯抱怨，他兄长的遗孀，不愿依据游牧民的习惯法嫁给他，却要求嫁给一个布商。兀鲁伯听后，下令根据札撒，这位士兵有权纳她为妻。正因为兀鲁伯不尊重沙里亚法。因此，在坚持沙里亚法的伊斯兰教人士眼里，兀鲁伯是一个暴君。他们甚至预言兀鲁伯将被他的儿子根据沙里亚法的判决被处死。1449年，兀鲁伯与其子阿不都—拉迪甫发生争位战争，德尔维希们支持阿不都—拉迪甫。兀鲁伯失败被俘，最后经宗教人士审讯后被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