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里，商人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说到底就是钱与势的关系。一般说，钱不敌势，因此钱总是仍附于势。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钱与势的关系又远非如此简单，而是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明清时期，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正是这种钱与势关系的缩影。探讨这种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在封建社会晚期商人的地位、性质及其命运。 一 徽商是明清时期驰骋商界的大商帮。由于在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封建政治势力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所以徽商足迹所至，势必与封建政治势力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依附、逢迎与仰攀是徽商对封建政治势力所持的基本态度。 各级封建官员是封建政治势力在中央和地方的代表，具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故首先成为徽商千方百计巴结逢迎的对象。 手段之一是交友联谊。徽商足迹遍天下，他们每到一处，总是广交朋友。交友，在他们心目中已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而是被涂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所以，在很多商人那里，谈笑有名流，往来多缙绅。如歙商梅仲和，“弃儒服贾，贸易吴门，……重交游，乐与贤大夫款洽，姑苏为冠盖往来地，慕公名者恒造庐以访。”①歙商凌和贵，在三衢（武汉）经商，“自达官绅士以及氓庶无不以礼相接，与地方长吏过从款洽。”②清歙商江禹治，“总司汉鹾”，“当路巨公迄四方才智士顾与缔纳。”③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徽商之所以能与各级官员结朋交友，官员又之所以愿意折节纳交，一来徽商富有，又能慷慨解囊，这是徽商交结官员的先决条件。二来徽商“贾而好儒”，他们或则先已攻读举业，后因种种原因弃儒服贾；或则亦贾亦儒，经商之暇，手不释卷。这样，他们与缙绅士大夫就比较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彼此都能消除一些心理上的障碍。如休宁商汪新贾于淮扬，“既雄于赀，又以文雅游扬缙绅间，芝城姜公、金公辈名儒巨卿皆与公交欢。”④黄存芳“虽为贾人，而言论风旨雅有士人标格，故缙绅辈乐与之交。”⑤可见，“好儒”，已成为徽商与官员的粘合剂。 徽商对一些暂时失势的官员也往往不吝解囊，表现出少有的慷慨，如歙商方佺“尝贾楚汉间……观察某诖误，将入京，贫不能办装，佺厚赠资斧，后复原任。”⑥何永昌贾于广济县时，“广济县令陈某失上官意，将以亏帑劾”，他“弛囊金六千助之，事乃解。”⑦高尚的行为往往掩藏着世俗的动机。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见义勇为，毋宁说是在下政治赌注。因为他们一旦帮助这些官员将凶化吉，保住乌纱，今后无疑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了。 徽商不仅与在任官员倾心过从，就是对一些士子也不放过交结的机会，反映出他们在政治上的远见。如歙商黄錡在淮阴经商，“淮阴当南北日冲之地，士大夫毂击之区，君延纳馆餐，投辖馈遗。而尤注意计偕（指举子），寒素者赖君踊跃穷途，飞翼天衢。”⑧对那些应试的寒素举子，黄錡慷慨资助，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们一旦中试，就是皇朝命官了。资助一名举子，就是结交一位官员，来日即使不能期望涌泉相报，起码也能沾其余润。 手段之二是联姻攀附，徽州之俗，“婚姻论门第”⑨，深受徽俗浸染的商人也是如此。在他们的家谱中我们发现，徽商中尤其是一些大商人总是和封建官员有姻亲关系。如休宁程次公“席故饶用贾起富”，“其婚姻皆郡中名公卿。”⑩与封建政治势力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一些在外地的徽州商人，也总是千方百计与封建官员联姻。《二刻拍案惊奇》中对此有一篇生动的描述：扬州一徽州盐商有一义女江爱娘，被视为可居奇货，“等待寻个好姻缘配着，图个往来”。恰巧韩侍郎带领家眷上任，舟过扬州，因夫人有病，打算娶个偏房，可能有意于爱娘。那徽商听说此事，“先自软瘫了半边”，立即派媒人说合，把江爱娘“认做自己女儿，不争财物，反赔嫁装。只贪个纱帽往来，便心满意足。”后来，韩夫人去世，江爱娘被立为继房，并获夫人封诰，“那徽商（被）认做干爹，兀自往来不绝。”(11)从徽商当初“等待寻个好姻缘”，继而听说韩侍郎要娶偏房，“先自软瘫了半边”，再到后来“兀自往来不绝”，这一层层描述把徽商逢迎、攀附封建政治势力的心态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这虽是小说家言，但作者选取徽商作为描写对象，无疑是现实生活的典型化。 与现任官员联姻，“图个往来”，自然求之不得，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即使能与未来的官员攀亲，徽商也是心甘情愿。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某徽商有一个女儿，一心想嫁给一个佳士，故许多求婚者均被拒绝。乙酉仲秋望后，商人梦龙戏爪水中。次日，姚江徐应登，以儒士应试毕，偕友过商门。友竭力作伐，入言于商。这位徽商听说只是个儒生，“虽口诺而意未允”。朋友一再请商人出门看看再说，谁知商人送友及门，看到徐应登正“濯手水瓮中”，这恰与其昨晚“龙戏爪水中”之梦境相符，商人认为这是一大佳兆，不仅“欣而许之”，而且“请友玉成”(12)。徽商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也反映了商人对封政治势力倾心攀附的心理。 手段之三是行媚巴结。徽商的优势是雄于赀财，他们往往不惜重赀行媚权势。时人指出：“徽多高赀贾人，而勇于私斗，不胜不止，又善行媚权势。”(13)对此，大可不必从品德、道义上遣责徽高，因为这实际上是由时势使然，这且待后论。行媚巴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贿赂权贵。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哪一任盐运使离任之日不是腰缠万贯就清楚了。 徽商行媚权势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将权势贪赃之款代为营运，让他们坐取厚利。如乾隆时的河道总督白钟山在任期间，巧宦欺公，暗饱私囊，将贪赃银两分别交给淮北商人程致中二万两、程之女婿典当商汪绍衣四万两生息，另交商人程容德二万两、程迁益二万两等。这些程姓、汪姓商人都是徽商。乾隆在诏谕中道：“白钟山身任总河，乃与盐商交结往来，以赀财托其营运，甚属无耻。”(14)此已查出，可以肯定，没有查出的类似案件还有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