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新阶段。它不但达到了辉煌的高峰，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空间上，地域特色更加突出。对于前者，学术界已有研究，对于后者，基本上仍是空白。本文拟对宋代地域文化的某些方面进行论述与探讨。 一、宋代地域文化的基本状态 中国素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不同的山川风俗，养育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从宏观上考察，宋代地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北方地区、东南地区、四川地区、中南地区。从层次高低来看，前三者基本属文化发达地区，中南地区则属文化落后地区。 北方地区文化，集中体现在京、洛地区。 像所有的京师一样，宋代开封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人文荟萃之地。无论是文化设施、文化活动，还是文化素质、文化品位，都是第一流的。 开封是全国的教育中心。有中央的高等学校，如国子学、四门学、太学、宗学等。也有开封府学及属县的地方学校，还有专科学校如武学、律学、算学、医学、书学、画学等。教育事业的发达，是当时世界上其它城市所不可比拟的。开封的“图籍之盛，近代所未有也”①。朝廷的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秘阁、太清楼、龙图阁、天章阁等地，都是官方集中的藏书之地，汇聚了全国各地的文化典籍。官僚贵族的私人藏书也很丰富。如钱惟演“家储文籍侔秘府”②，宋敏求家藏书达三万卷③。开封无疑是全国书籍收藏、流通最多的地方。宋代的书画艺术，也以开封最为发达。朝廷有翰林图画院、御书院、书学、画学等专门机构，以研究、创作和培养艺术人才。据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的统计，北宋被著录的画家有400多人，开封籍的至少有50多人。而且，北宋中期，开封出现了印板画，开辟了绘画的新领域，为图画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开封的戏曲、娱乐活动极为繁荣。官方有教坊、云韶部、东西班乐、钧容直等多种团体，其中教坊乐工最多时有400多人，钧容直则有500多人。瓦子勾栏，是宋代开封兴起的民间演艺场地，数量多，规模大，仅东角楼一带，就有瓦子勾栏50多座，最大的可容纳数千人④。其盛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罕有的。 毫无疑问，开封文化代表着宋代文化发展的高峰和繁荣。其特点，大体可作如下归纳：一、正统性。开封是朝廷所在地，文化中心是由政治中心派生的，必然为政治服务，也必然受皇家气派影响，雍容华贵、正统大雅。二、综合性。万方辐凑的开封，既是国内各地文化交流中心，也是亚洲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各种文化在此汇集、融合和提高，结聚成绚丽多姿、博大精深的综合文化。三、表率性。开封为首善之地，其文化为全国的榜样。“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⑤，中心城市文化的辐射功能和主导作用十分突出。 南宋临安的文化、风俗，在很大程度上是竭力模仿开封才繁荣发达的⑥。 西京洛阳，是宋代文化的另一宝地。“洛阳自为都，二千有余年。举步图籍中，开目古今间。”⑦两千多年的中心文明积淀，使洛阳形成了极为雄厚的文化底蕴。洛阳自然环境优美，地理位置优越，都城历史悠久，原来就居住着许多贵族士大夫，北宋时更是闲官的安置之地和退休官员优养定居的乐园，因而聚集了大批文化精英。“洛阳衣冠之渊薮，王公将相之圃第，鳞次栉比”⑧，园林文化也号称甲于天下。作为文化载体，这些士大夫在洛阳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具有主导作用，也熏陶造就了众多青年学子。如当地“故家大族子弟，颇皆好古文”⑨，即是一个方面。在科举考试中，洛阳士子阵容强大，占有优势。如宋神宗时，北方五路“举人最多处，惟河南府、青州”⑩。传统渊源及高品位的居民素质，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因而群彦汪洋，各贤辈出。尤其是“自家体贴出”“天理”概念的洛阳人程颐、程颢，在此奠定了理学，遂使洛学成为新儒学的正宗，洛阳也成为理学圣地。理学又称“伊洛之学”，即可说明宋代洛阳文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另一大学者邵雍，30多岁时迁居洛阳。为了求学，他曾游历各地：“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久之，幡然来归，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11)。他看到了洛阳文化的奥妙，认定洛阳是道理所在，是最适宜做学问的地方，遂在安乐窝潜心治学，创建了博大精深的先天象数学，影响至今仍存。司马光也正是在洛阳文化的氛围中写成了传世名著《资治通鉴》。可以说，学术性突出，是宋代洛阳文化的特点。 东南地区的江西、福建以及两浙等地，是宋代异军突起的文化发达之地。宋仁宗时，吴孝宗指出：“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东、西，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12)也就是说，从宋代开始，东南文化迅速发展起来。主要表现与特点有三。 一、文化普及，居民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叶适说的“家能著书，人知挟册”(13)，固然是夸大之词，却也道出一种文化气象。这以福建为典型。《宋史·地理志五》言：福建居民“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富贵人家自不必说，连一些社会下层的劳动者也富于文化素养，“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14)。宋神宗实行差役法时，由于“闽俗户知书”，被差为乡兵者“大抵举子也”(15)。青壮年文盲居然如此稀少，足见福建人中有文化者的比例相当高。正是在此基础上，生长出一代宗师杨亿、朱熹。 二、文化水准高，大家辈出。江西尤为典型：“江西自欧阳子（修）以古文起于庐陵，遂为一代冠冕，后来者莫能与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巩）、王介甫（安石），皆出欧门，亦皆江西人……至于诗，则山谷（黄庭坚）倡之，自为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16)。唐宋八大家中，江西占了三位，黄庭坚则以诗享誉古今。儒学同样有很大成就，前有李觏，中有创建“临川新学”的王安石，后有陆九渊三兄弟，各领一代风骚，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抚州地区尤其引人注目。张孝祥指出：“临川于江西号士乡，王介甫、曾子巩、李太伯以文为一代宗主，而皆其郡人，故居民多业儒。碌碌者者出于它州足以长雄，故能文者在其乡里不甚齿录，独素行可考而后贵也。”(17)晏殊及后来的陆九渊三兄弟也是抚州人。由于大家众多，名士的标准被抬得很高，在抚州不足挂齿的文人，到外地却是佼佼者。当地文化底蕴十足，由此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