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宋学诸家多汲取老庄佛图的思想，以丰富自己，理学诸家也并不例外。但理学家们为了把自己说成是纯而又纯的儒家正宗，则千方百计地回避这一问题。然而事实俱在，又怎么能够回避得了呢。约50年前在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时，曾从冯芝生友兰先生学《中国哲学史》课程，深服先生博学高识。冯先生曾经指出，程明道程伊川兄弟二人形成了此后对立的两大派别，陆九渊的心学派来自于程明道，而朱熹的理学派则传自程伊川。心学一派显然受禅宗的影响，从程明道那里已见端倪，试看下面的记载： 谢显道习举业，已知名，入扶沟见明道先生受学，志甚笃。明道一日谓之曰：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故其学心口不相应，盍若行之？请问焉。曰：且静坐。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56) 按程明道用静坐的办法，让学者解决“心口不相应”的问题，这种方法与佛家的禅定有什么两样？至于陆九渊的明乎本心与禅宗顿悟之间的联系，学术界早已说过。朱熹不止一次地称“江西之学只是禅”(57)，说明了明道系统的理学受佛家禅宗的影响。鹅湖之会，朱揭陆为禅，陆揭朱为道，双方揭得都对，两大系统的理学都各自吸取了佛道的思想。可是，为了争正统，都隐瞒不说。朱陆两家都强调以诚以敬磨练自己，他们自己都在说谎话，又怎么能够管得住他们的弟子不说谎话呢？ (3)理学和宋学都探索经学，但理学是宋学的一支，是从宋学演变来的，那末，理学和宋学的基本区别是什么？过去不谈宋学，无从提出这个问题，而现在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先看看朱熹对苏轼等的评论： ……东坡与伊川是争论什么？只看这处，曲直自显然可见，何用别商量？只看东坡所记云：几时得与他打破这“敬”字！看这说话，只要奋手捋臂，放意肆妄，无所不为，便是。 问：“东坡与韩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韩公。东坡说得高妙处，只是说佛，其他处又皆粗。”又问“欧公如何？”曰：“浅！”久之，又曰：“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要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58) 按“敬”字是程氏兄弟从事内心反省工夫的一个总结或概括，在洛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前面曾经提到。东坡要打破伊川洛学的这个敬字，深刻反映了苏氏蜀学与洛学之间的分歧。这个分歧表现在：洛学把敬字亦即其内心反省工夫放在绝对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是实现儒生们（更明确地说理学家们）最高理想－－“内圣外王之道”的根本，而苏学则没有把这种内心反省工夫看得多么重要。唯其如此，所以朱熹非常明确地说，欧阳修、苏轼等“皆以文人自立”，“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从宋学派生出来的理学，把内心反省工夫放在首位，脱离社会现实的实践，以静、诚、敬等向自己身上使劲，这大概是理学之异于宋学的一个基本点。 按我国古代教育，自儿童时即通过洒扫应对进退给以相应礼节教育，以期在其生活行为上具有一定的规范。胡瑗以“冬日之阳”教导学生，但在继承上述传统教育时对学生则严格要求，前举徐仲车一入太学胡瑗即要求其“头宜正”，即是一例。这种规范教育不能不影响于个人的身心修养，胡瑗的教育方法不能不给程氏兄弟以极其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程颐在太学时，所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强调圣人是可以学而致之的，深受胡瑗的称赞和提拔。而这种圣人可学而致之的见解，同来自胡瑗的个人身心修养工夫相结合，于是从安定之学过渡到程氏兄弟的内心反省这一基本点，从而完成了洛学的转变。程氏兄弟称周敦颐的字，茂叔如何，而对胡瑗终身以先生呼之，这大概是由学术上的这一渊源及其重要转变造成的吧！ (4)程氏兄弟的“洛学”形成于熙丰之间的十七八年间，程颢自变法派中游离出来，因而程学处于民间。这个以发扬圣人之学自居的学派，在服饰上也有其特点，幅巾大袖与一般人不同。“绍兴初，程氏之学始盛，言者排之，至议其幅巾大袖。胡康侯力辩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尝与人异也。然张文潜元祐初赠赵景平主簿诗曰：明道新坟草已春，遗风犹得见门人。定知鲁国衣冠异，尽戴林宗折角巾。则是自元祐初为程学者幅巾已与人异矣。衣冠近古，正儒者事。讥者固非，辨者亦未然也。”(59)“伊川所戴纱巾，背后望之如钟形，其制乃似今道士谓之仙桃巾者”(60)。此虽系细微末节，但牵涉到理学派的形象，也在此一提。 南宋乾道淳熙时候，一个名叫员兴宗的四川士大夫曾对荆公之学、洛学和苏学作过如下的评论： 昔者国家右文之盛，蜀学如苏氏，洛学如程氏，临川如王氏，皆以所长，经纬吾道，务鸣其善鸣者也。……考其渊源，皆有所长，不可废也。然学者好恶，入乎彼则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好恶所以萌其心者。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性理，临川学长于名数，诚能通三而贯一，明性理以辨名数，充为经济，则孔氏之道满门矣，岂不休哉！……今苏、程、王之学，未必尽善，未必尽非，执一而废一，是以坏易坏。置合三家之长，以出一道，使归于大公至正。(61) 员兴宗对三家所学之长的评论是否正确，是另一问题，但他认为三家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则值得注意。按员兴宗蜀人，对苏学不能不有所偏向，而在其写作是文时，程氏洛学正为显学，而荆公之学则受到宋高宗的不遗余力的打击，此时强调了不可偏废，“合三家之长，以出一道”，这样才算“归于大公至正”，不啻为受压制的荆公之学鸣冤叫屈，从这一侧面也反映了，荆公之学即使到宋孝宗时在社会上仍然有它的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