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学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中，形成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在其创始阶段（庆历新政前后），即表现出疑经等重大特色。它摆脱了汉儒以来章句之学的束缚，以通经致用为目的，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以期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高理想，从而创造了义理之学。不容忽视，宋学的建立与庆历新政有着本质的联系，而范仲淹则起着组织和带头作用。嘉祐、治平年间，宋学步入发展阶段，形成著名的四大学派，其中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学派占据主导地位，而以二程、张载为首的洛、关理学派终北宋一代则处于形成时期。四派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也表现出思想和学术上的重大分歧。南宋一朝，宋学发展到演变阶段，作为它的分支的理学兴盛起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同时与之对立的则有浙东事功派。由于理学把内心反省工夫放在首位，同现实生活脱节，日益走上空疏道路，因此隐伏了必然衰落的因素。宋学的形成、发展以及向理学的演变，无不与两宋以来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一、与汉学相对立，宋学是对探索古代经典的一个巨大变革 在我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总过程中，宋代不仅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到最高峰，而且它的文化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半个世纪之前，陈寅恪先生畅论我国文化演进之态势，首先便指出了，“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接着又称尔后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①。陈先生提出来的新宋学和宋学两个概念的涵义是很不相同的：新宋学包括了哲学（主要是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多个方面，涵盖面是较为宽广的；而宋学则指的是，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中，与汉学迥然不同的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正如本师邓恭三广铭先生所说：“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是汉学引起的一种反动。”② 汉学之所以成为宋学的对立物，主要是由于汉学内在矛盾的发展造成的。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成为经世济用、作育人才的大典，成为儒生们探索和研究的重要对象。然而由于文字形体的演变，从大篆到小篆，又从秦篆到汉隶，特别由于秦火之后，古代经典佚散得极其严重，研究儒经的经师们不得不从辑补、校正、训释方面入手，从而形成了汉学训诂的独特研究方法，以及经师们自己探索经典的家法。以评论先秦诸学派而著称的司马谈，认为儒家最大的缺陷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③。而汉儒这一研究方法，愈益暴露了儒学的弱点。家法使经学的传承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其末流所及，墨守师说，固步自封，严重窒息了学术思想的新发展。而且章句之学，梳理爬通，已是极其繁杂琐碎，而有的经师说一二字之文，便自三五万言，则又加速度地走上繁琐哲学(Soclastic)的道路，以至于白首不能通一经。这种治学的道路和方法，历魏晋隋唐而没有得到大的改变。只要看看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就会知道汉代经师依然统治隋唐人的头脑。任何一门学问或思想，只要固步自封，陷入繁琐哲学的泥淖，就会失去它的生命力，就会被另一门学问或思想所代替。因此，学术史或者思想史，也就形成了它自己不断更新的历史，即一门学术或思想战胜取代另一门学术或思想的历史。汉学之所以被宋学取代，不过是学术史或思想史无数更替和更新中的一个镜头而已。 宋学是以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学的章句之学的。那末，义理之学与章句之学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认真比较起来，汉学和宋学之间，在对儒经的探索方面，确实存在不小的差别。在未进行比较之前，这里先举述如下一则有关学习方法的故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上说： 〔诸葛〕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 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④这是在东汉末年传统的章句之学讲授形式下，表现的两种治学态度：石广元等三人显然按照经师们的章句的传授，走上务于精的道路；诸葛亮则一反传统的学习方法，不务章句，而“独观其大略”，即从经的要旨方面入手，从而与石广元等大不相同。如果对上段文字的这个理解不错，那就可以说，在章句之学的全盛时期，一些杰出之士如诸葛亮即已突破章句之学的局限，从领会经的要旨出发，达到对经籍的理解，走上新的治经方法和道路。以义理之学的宋学代替了汉学的章句之学，其主要的、基本的区别在于：汉儒治经，从章句训诂方面入手，亦即从细微处入手，达到通经的目的，而宋儒则摆脱了汉儒章句之学的束缚，从经的要旨、大义、义理之所在，亦即从宏观方面着眼，来理解经典的涵义，达到通经的目的。总之，从方法论上说，汉学属于微观类型，而宋学则属于宏观类型。在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宋学确实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并表现了它的独特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宋学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虽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受到许多学者并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者所重视，但在学术的研究上还没放在它应当放在的位置上。从过去的研究来看，大体上存在两个偏向。一个偏向是，把理学代替宋学。本师邓恭三先生在《略谈宋学》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问题，“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宋学和理学之间的关系是，宋学可以包蕴理学，而理学则仅仅是宋学的一个支派。在宋学的建立中，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等人，起着奠基者的作用。然而由于过去以理学代替宋学，一些研究者们仅仅把胡瑗等人的学术思想作为理学的一个来源加以论证，于是宋学的奠基者反倒成为理学的附庸而存在的了，这显然是违悖历史实际的。 第二个偏向是，大多数的研究者们贬低了荆公学派。《宋元学案》在末尾数卷中立有《荆公新学略》，明显地贬低了荆公学派；近代学者对荆公学派虽然作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使荆公之学为世所知，从而与《宋元学案》有所不同，但也没有把荆公学派安置在当时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上，甚至安置在二程理学派之下，这尤其是违悖历史实际的。试看宋人记述的如下的一则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