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辽代省制问题，中外学者都曾有过研究，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由于古代史书对辽代省制的记载失误和疏漏太多，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本文试就辽代省制体系问题作粗浅分析，以祈方家指正。 辽建国之初，太祖耶律阿保机因名而设的汉官，是直承晚唐、五代官制体系。对从后唐入辽的官吏，给予后唐的高官职。如康默记为左尚书①，韩延徽守政事令②，王郁为同政事门下平章事③。实际上，凡藩汉相涉事及汉制建设，皇帝都参用他们的建议并利用他们扩大军事征服，安定新占领汉人地区的社会秩序，他们的官称和实际职掌并不相符。这时，辽尚无正式的三省机构。 自太宗耶律德光入汴（今河南开封），因后晋置汉人枢密院兼尚书省，始设汉官机构，管理汉地事务④。性质上是地方性和临地性的机构。世宗耶律阮以后，南面官制逐渐形成体系，中书省成为中央政府机构之一。但纂《辽史》的史臣对官制中的北面官系统记载较多，对南面官系统则记较较少，对其演变过程更缺乏记载。所以本文只能从零星的记载中予以分析。 通观《辽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尚书省、门下省并不是独立机构。依据如次： 第一，《辽史》中没有关于尚书省、门下省建立的记载，但有政事省（后改为中书省）建立的记载。《辽史·百官志》：“中书省。初名政事省。太祖置官，世宗天禄四年建政事省，兴宗重熙十三年改中书省”。关于尚书省、门下省，《百官志》记载：“其始，汉人枢密院兼尚书省，吏、兵、刑有承旨，户、工有主事，中书省兼礼部，别有户部使司。以营州之地加幽、冀之半，用是适中矣。”这很显然是含糊地依机构内部组织状况判定机构的存在。《百官志》又载：“中叶弥文，……于斡古得为常侍，刘泾为礼部尚书，知有门下、尚书省矣。……张干政事舍人，则知有中书外制。……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咸在方州，如唐制也。”可见，《辽史》所列尚书省、门下省的组织机构乃是依前代官制所作的模写。其以唐制看待辽制显然是错误的，而因官判断机构也是不足取的。 史愿在《亡辽录》中也犯了同样错误，言“（辽）分置南面汉官，左右相、参知政事，枢密院直学士主汉事、州县；中书、门下共一省，兼礼部，有堂后、主事、守挡官各一员；尚书省并入枢密院，有副都承指，吏房、兵房、刑房承旨，户房、厅房——即工部也，主事各一员。”⑤他是参照宋朝的官制体系看辽南面汉官的，其“中书、门下共一省，兼礼部”与“尚书省并入枢密院，有副都承指……”，明显地是在寻找三省的去向，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门下省已不存在，尚书省也为枢密院所取代。 第二，《辽史》关于官署之印，仅提到中书省有银铸印。这说明经过中晚唐、五代变化了的三省制已经名实不符，承继五代体系而设的辽代汉官制，尚书省、门下省已不重要，作为官署标志的官印都没有，便是一个物证。此即所谓辽代省制是以中书省为主的省制。 第三，中书省作为独立的政务机构有参政的记载。如天禄五年夏五月，“诏州县録事参军、主簿，委政事省铨注。”⑥此诏令，使六品以下低级官吏的除授由中书掌握⑦。与唐由吏部掌握完全不同。也说明三省合一，不是史愿所说的那样。又“（开泰三年七月）壬辰，诏政事省、枢密院，酒间授官释罪，毋即奉行，明日复奏。”⑧更明确的记载是：“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文官县令、録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武官须奏闻。”⑨据此，可以确定中书省是辽代南面官系统的主要机构。《辽史·百官志》也载：“天禄四年，建政事省，于是南面官僚可得而书。” 另外，从尚书省、门下省官吏的虚、散，也可以证明辽代省制是以中书为主的省制体系。人们往往误以为尚书省、门下省各是由一批官员组成的独立官署。究其所原，实由于《辽史》的编纂者，在有限的资料条件下，没有首先弄清辽代省制的发展变化，就将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官员，不加分辨地依照“凡唐官可考见者，列具于篇；无征者不书”的原则⑩，简单地罗列成尚书、门下组织，从而掩盖了辽代省制的真相所致。现以此为前提，分别讨论有关尚书、门下系统的具体状况。 太祖置左右尚书，当属沿名设官。考尚书令一职，世宗以后，为是官者仅萧思温一人。韩匡嗣、韩德让、室昉②三人为尚书令，都是死后追赠。另有一种情况是封高丽王，即册封给邻国臣服的君主以尚书令。如《全辽文》中，许多遣使册封高丽王的文札中都出现“册尔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高丽国王”的字样。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国内的大臣，还是国外的君王，这些被授予尚书令衔的人的地位都很特殊。萧思温是当时的实权人物，为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地位相当显赫。韩匡嗣深得皇帝宠信，且为韩德让之父。而韩德让、室昉都曾权倾朝野，有功于辽王朝，所以死后得殊荣。至于高丽国王，则本是邻国的最高统治，臣服于辽朝，辽朝皇帝在册封其为国王的同时，加以遥授的辽朝高官，更能看出，尚书令纯粹是荣职，是非有大功德者不授的虚衔。左、右仆射，左丞、右丞的任选情况，史书记载很少，查《韩知古传》，知其任左仆射是为赏其辅助之功。《武白传》记载：“迁尚书左丞，知枢密事，拜辽兴军节度使”武白拜辽兴军节度使当是实职，知枢密院事为兼职，尚书左丞可能是表明其职位高低的散官。从《冯从顺墓志铭》的记载，冯“散官自国子祭酒工部尚书至司空太傅太尉”看(11)，工部尚书，唐初是实职，至辽已成为散官。左、右丞，其道理与此应是同样的。至于左司郎中、右司郎中、左司员外郎等未载所任之人，更少见除拜。其选授情况，实际性质虽不可妄下结论，但也可以推断，这些官在辽代，如果不是没有设置，就是属于不重要的官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