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20年（明朝永乐十八年），在山东青州西南的卸石棚寨，爆发了以唐赛儿为领袖的农民起义。由于这次起义发生在明朝初期和山东局部地区，所以它具有若干特点。研究和掌握这些特点，对于研究明朝历史以及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是十分必要的。为此，笔者曾撰写《试论唐赛儿起义的特点》①（以下简称《试论》）一文加以论述。然而此文发表后，曾引发了一些争论②。由于这些争论主要关系到对唐赛儿起义评价的根本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再行文加以讨论。 一 土地兼并不是唐赛儿起义的主要原因，这是《试论》一文的论点之一。有人不同意这一论断，说只要是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其原因必定是土地问题，否则，就不是农民起义。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因而这一矛盾的激化，往往引发农民起义。那么，导致这一矛盾激化的原因是什么呢？以往我国论者在立论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引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一段话：“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方阶级的统治。”而这种“残酷的经济剥削”又主要表现为地主阶级疯狂地兼并土地。据此，“土地兼并—一矛盾激化—一农民起义”便成了说明农民起义原因的一般公式。 然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综观中国封建社会中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原因，我们看到它们中的大多数是由当时严重的土地兼并引起的。如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元朝末年的红巾军起义，明朝末年的李自成起义等，即属此类。但是有些农民起义，如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隋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等，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使当时统治阶级对农民和其它劳动人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土地问题以外的方面，所以尽管当时的土地兼并依然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但对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来说，它终归是第二位的因素，唐赛儿起义即属此类。 唐赛儿组织、发动起义时，山东青州、莱州等地的土地问题不甚严重。这是因为： 其一，元末农民大起义调整了这里的土地占有关系。 山东是元末农民大起的主要战场之一。起义农民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特别是彻底扫荡了蒙古王公贵族与豪强地主的田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使土地占有相对趋于分散，出现了众多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民。《桓台县志》记载：洪武、永乐年间，桓台、博兴诸县，“东西数百里，凡小户之民，有田四、五亩或七、八亩不等。终岁所入，温饱足也。” 其二，这里地广人稀。山东北邻大都，南连江南，为元朝重点控制区之一。至元朝未年，由于统治者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加以长期战乱，社会经济更是遭到严重破坏，因而明朝永乐初年，“土地荒芜”，“居民鲜少”，“当地之民，占田自便，少则数亩，多则数十亩”③。再考虑到唐赛儿起义队伍中几个领袖人物是“家有田产”的富裕农民，说土地兼并不是唐赛儿起义的主要原因就是可信的了。 唐赛儿起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试论》一文已指出：其一，繁重的赋税。唐赛儿的故乡蒲台，历来地瘠民贫，元朝末年，这里是毛贵率领红巾军与蒙古军激战的地方；明朝初年，这里又燃起战火。朱棣为了争夺皇位，发动了“靖难之役”，山东是主要战场，人民不仅身受战争之害，而且承受着由此加重的赋税负担。当时，为了打仗，朱棣从北平到南京的路上，一个劲地加派赋税，常常是上一次赋税的尚未完，下一次赋税又来了，人民缴纳不出，官府便死命催逼。正如史籍记载，当时官府为催缴钱粮，“吏役四出，尽夜追比”。而散兵土匪，乘机四处流窜，每到一地，烧杀抢掠，肆意践踏。凡此种种，便把山东人民推向饥寒交迫、妻离子散的困境。其二，沉重的徭役。“靖难之役”的徭役征发，山东人民已不堪忍受，朱棣称帝后，为了巩固统治，把京城由南京迁到自己借以发迹的北平，大修城廓宫殿。这样一来，离北平不远的山东人民自不可免。同时，为了供养京城庞大的官僚和军队，要搞南粮北调，朱棣通令征发民夫流浚运河古道，凿开会通河，先后有数十万民众被征调，山东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丁男不足，妻女相继”的情况。如此浩繁、急促的徭役，加上永乐年间山东连续发生严重的水、旱、蝗、雹灾害，粮食颗粒不收。百姓无以为生，只有逃亡和铤而走险。唐赛儿便利用这一时机，率领白莲教徒，于永乐十八年闰正月，在蒲台以南200余里青州卸石棚寨，举行了起义。 由此可见，认定土地问题是唐赛儿起义的主要原因的论断，是不符合实际的。 二 白莲教是唐赛儿起义的组织形式，也是《试论》一文的主要论点。有的论者虽然同意这一论点，但却否定这种组织形式的作用，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的情况下，还采用这种落后的组织形式，是不应该予以肯定的。然而他们又没有指出当时农民起义应该采用怎样的组织形式？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是以个体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农民散居各地，虽人数众多，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不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因此，组织、发动他们是很不容易的。我国历史上秦末农民大起义，陈胜虽知“天下苦秦久矣”，认为只要敢于举起义旗，必然得到天下响应，但他在发动起义之时，尚和吴广一起，搞了“鱼腹帛分”、“篝火狐呜”的名堂，其意在于利用农民的迷信，坚定他们起义的决心。后来项梁、项羽起义，则以原楚国大将项燕之名号召天下。这些做法，对鼓动农民起义，起了一定作用。然而，他们都没有很好地解决组织形式问题，加上其它因素，队伍很快出现了松散、分裂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