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清代，随着国家赋税中货币份额的增加，城镇人口和其它非农业人口比重的加大，以及田间经济作物面积的不断扩大，使得粮食商品化的程度也比已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发展。 清代国内的粮食贸易，多通过农村集市、中心镇集、地区性集散点，以及某些有全国影响的大米市这样多级途径进行的。 我国的农村集市贸易很早就出现了，到清代，不但内地各州县发展普遍，就连边疆民族地区也不乏记载。“集市之设，原因村舍远离城市，乡民家居日用些小之物，不能跋涉远行购买，是以于大村镇设有集期，四散庄农就近赶聚集场，彼此交易，实行便民”①。农村集市的交换产品，尽管名目不少，但粮食始终是最重要、最常见的物品之一，而且愈是农村经济落后地区，粮食在集市中所占的份额也最多。山西寿阳县，“以农为重，上户田多者积蓄有余，凭粜粮以为日用之资，即中户稍有赢余，或三斗，或二斗，亦凭出粜为水火之用”②。河南嵩县的十几个集市，主要是以“市易盐米”，“民惟盐米农器”，或“市惟盐米蔬菜”③。广西灵川县，“三日一圩，至则蚁屯，去则鸟散，其地荒僻，米薪诸物，全赖圩期遍买之，以储三日之粮”④。在四川，也是“乡晨以米为货，易其所无者”，结果一些交通渡口，演变为“聚米之场”⑤，有的还专称“米口”，如江北厅寸滩，“置有义渡场，通两路口等处，米口”；另如乾阳渡、唐家沱渡等，亦均称“米口”⑥。在北方的某些地方，还按集散货物分成大集、小集。山西保德州，“大集米粮、杂货入市”，“余则米粮小集”⑦；河南郃阳县，“市粮食者小集，市诸物者为大集”⑧。因为农民的日用耗费主要靠粮食去交换，所以不论小集大集，都离不了它。 在集市中销售粮食的不只是农民，地主也常常在卖粮。据顺治十一年(1654)曲阜孔府所属汶上县檀家庄、疃里庄和袁家口三个田庄的“地租收支帐册”记载，这一年他们向集市抛售的粮食，分别占该庄全部租息收入的46%、39%和30%⑨。曲阜孔府系贵族地主，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自足性，尚且有如许高比例的粮食投入集市，对一般地主，除本身消耗和适当储备外，可能会把更多的粮食卖到集市中去。 农村集市的粮食贸易，一部分通过互通有无就地消化了，另有相当部分通过商人集中起来，以便贩运到缺粮地区。这样便出现了比通常农村集市更高一级的聚散点。一般说来，此等聚散点差不多每个州县都有。湖南黔阳县扦口市，“为渠水入源之地，上通贵州苗峒”，既是个木材市场，同时“附近乡村并邻境肩运米粟者，亦就水次粜焉”；该县东北的新路市，“前临沅水，后通宝庆”，“盖乡民自溆之龙潭来，朝发夕至，次日即返，肩挑贸易，乃米码头也”⑩。安徽寿州，“米麦豆谷贸迁者皆集于正阳、瓦埠”(11)。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以产棉花为大宗，故“镇场棉花市最多”，其中州东北的金沙场，“为粮艘通商要津，米市称盛”(12)。上面例举的，都属于比一般集市更高一等的中等镇集。 在上述粮食集散点中，有的因为交通便捷又交易量大，成了一方大市场、乾隆时署河南巡抚尹会一在谈到该省的粮食市场时说：“豫省产粮惟二麦为最广”，“故每年二麦登场后，富商巨贾在于水陆马头、有名镇集，广收麦石”(13)。在这些“水陆马头”、“有名镇集”上进行交易的，不仅仅是当地农民、地主或一般土著商号，而是包括从直隶、山西、陕西诸省赶来，成交额动以千万石计的“富商巨贾”。其中象怀庆府的清化镇，南阳府的赊旗店，陈州府的周家口等，便是最出名者。直隶总督方观承则列举了该地区沿运河的粮食“聚集粜卖”点。它们有东光县的连镇、交河，南皮县的泊镇，沧州的捷地镇，青县的兴济镇，静海县的唐官屯、独流镇，天津县的杨柳青和西沽，武清县的杨村、河西务，通州的张家湾和通州河下等(14)。另如热河八沟，亦因“素产米谷，内地商贩前赴采买者多”，崛起为口外重要粮食集散地(15)。在陕西，西安府之咸阳城，扶风县的齐家埠，商州龙驹寨，以及榆林府的府谷、葭州和同州府的韩城，亦均以“产米”又“聚米”而名著省内外。这样的粮食聚散点，在南方诸省当然更多了。湖北省江陵县之沙市、天门县之岳口，便属沿长江“粮食聚集可供采买者”(16)。安徽省“和州、桐城、合肥、无为等属，本系产米之区，其纵阳、运漕、三河各镇，向系米谷积聚”(17)。又如芜湖县西南的鲁港镇，“多砻坊，为粮米聚贩之所，商旅骈聚”(18)。江苏省的江都、甘泉等县，系苏北鱼米之乡，加上邻近的仪征、泰州、高邮等州县也都有余粮，于是“贴近之邵伯镇”，便成为周围“诸路粮食汇聚之所”(19)。广西省的主要产粮区在梧州、浔州等桂东南地区，每年都有大量米谷外运，苍梧县的戎圩镇濒临西江，离转运中心的梧州府城又近在咫尺，所以很快发展成为该省最重要的粮食集散地，据说乾嘉之际，每天的稻谷交易额高达20-30万斤，有所谓“出不尽的戎圩谷，斩不尽的长洲竹”的谚传(20)。当然，这样的集散点还可列举很多。从它们所起的作用考察，已经突破了一州一县的格局，面对着的是更广阔的市场网。正如有人所说：“不知彼处为粟米聚合之所，五方辐辏之地，粜者必由此入，籴者必由此出，不论岁之丰歉，此其常事，苟非商贾囤积，粟米焉能流通”(21)。但由于这些城镇差不多都位于产粮区，或多或少与产粮区接邻，接受的主要是当地米谷，所以基本上仍没有摆脱产销相连，一方一区的格局。 再往上高一层，那就是具有大地区或全国性的大粮食交易市场了。象四川的重庆，湖北的汉口，江西九江，江苏南京、苏州，广西梧州，广州，山东临清，直隶天津等。这些城镇，所以能成为全国著名的大米市，不只是简单的与粮食产地接邻，而是因为交通便捷，商贾聚集，既能接受四方来粮，又能很快抛销于各地，年集散量少的成百万石，多的可达千万石。号称“九省通衢”的汉口镇，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聚集处，万里长江贯通东西，北边溯汉水可达河南、陕西，南面经洞庭湖和湘、沅、澧、资等水，与湖南全境及贵州、两广连接，市内货物云聚，商贾丛集，粮食便是最重要的贸易内容，每年有几百万石湖南米谷由此转口，此外又接受四川米，以及“本境襄阳、郧阳、德安诸府”和从陕南下运的“谷、包谷、大小麦、小米、黄豆、绿豆、红豆、饭豆、芝麻”等食粮(22)。这些粮食除本镇及近傍城镇（如武昌、汉阳）消耗外，大部分顺流运到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因为“江浙买米商贩，多在汉口购买”(23)。总计汉口米粮的年运销量，当在千万石以上。重庆的粮食交易额虽不及汉口，但自雍乾之际起。四川已是“各省米谷”“所出最多”的地区(24)，每年外运量亦颇可观，重庆便由此成为汉口以上最大粮食贩运点。大体成都平原的米谷多通过岷江，由宜宾进入长江到抵重庆，川东北的粮食则顺嘉陵江、涪江和渠江而来，与此同时，楚省以及江浙米商亦以重庆为落脚点。“千帆蚁聚，百货云屯”，“实为川东巨镇”，被称为“换船总运之所”(25)，每年有上百万石粮食在此装船出峡，另有一部分转输贵州。在广西，如果说戎圩镇主要是集中桂东南一带的粮食，那么与之不远的梧州府城，则既接受从戎圩转来的米谷，也消纳沿桂江而至的湖南米和近傍的桂林、平乐米，然后换船直销广东。梧州因此被视作“商贩总汇”(26)，运销范围和运销总量，均高出戎圩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