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陈祖武同志1993年4月在“天地会史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此次发表时本刊略作一些删节。作者从明清之际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天地会的酝酿过程及其性质等方面，对天地会的源流进行了考证，对台湾学者庄吉发教授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实早于清康熙初年的观点表示赞同。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大难题，有关研究者讨论了几十年，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能够得出定论。最近，厦门大学邓孔昭同志写了一篇精彩论文《从康熙前期福建会党活动的几条史料谈天地会起源》（载《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这篇文章之所以好，根本在于它为天地会起源的探讨拓宽了视野。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持起源乾隆说，还是持起源康熙说的研究者，读过这篇文章，对于各自研究的深入，大概都会获致益处的。以下的简短发言，正是得益于孔昭同志文章的启发而准备出来的，也可以说就是孔昭同志文章的一点读后感。这里我打算讲三个问题，第一，明清更迭与满汉鸿沟；第二，天地会的出现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第三，关于天地会性质的一点浅见。 先讲第一个问题，明清更迭与满汉鸿沟。 17世纪中叶的明亡清兴，作为封建时代的最后一次王朝更迭，一方面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因素的制约，它同过往的历史有若干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变迁，这场社会动荡又显示出它独特的历史个性。正确认识明清更迭及其给尔后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对于我们探讨天地会的起源，恐怕是一个不当忽视的问题。 什么是明清更迭？从广义上说，它并不仅仅是指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朱明王朝统治的结束，以及同年五月清军的入据北京和四个月后清世祖颁诏天下，“定鼎燕京”①。它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其上限可以一直追溯到明万历十一年(1583)，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兴兵；其下限则迄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最终清除亡明残余，统一台湾。在这一百年中，其前半段，即明朝末叶，同朱明王朝的江河日下形成鲜明对照，农民起义军的摧枯拉朽，满洲贵族所建后金及清政权的迅速崛起，两者交相夹攻，最终埋葬了朱明王朝。入清以后的四十年，历史较之先前更其复杂。清朝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封建政权，自顺治元年(1644)建立迄于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经历了整整四十年的动乱。正是在这四十年间，满洲贵族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确立和巩固了对全国的统治地位。也正是在这四十年间，数千年历史积累的文化格局和满汉文化的形态差异、尤其是满洲贵族推行的错误的民族高压政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满汉鸿沟。 在酿成满汉鸿沟的诸多因素中，清廷强制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剃发易服所产生的恶劣影响，最为深刻，亦最为久远。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的民族复合体，构成这一复合体的各个民族，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存在着彼此千差万别的风俗习惯。在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不仅不可能正视这个差别，而且往往因为人为的错误而激化矛盾，以致演为纷争和战乱。因此，不同的历史时代，总有不同的民族问题和隔阂。其中，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清王朝，则是最为过甚者。清廷不仅无视这种差别，而且极端武断地把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全国强制推行。 顺治元年五月，入据北京伊始，清廷即规定：凡投诚官吏军民，均要剃发易满族衣冠，违者即行诛剿。后因遭到反抗，被迫暂时中止此令。之后，不唯北方官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而且清廷还以“急剿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为由，下令：“简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
事。”②顺治二年六月，清廷在重创李自成农民军，稳定了北方统治，挥戈南下，攻灭南明弘光政权之后，再颁剃发令，宣布：“自今年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清世祖明令：“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至于衣冠服饰，虽准许“从容更易”、但也规定：“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③ 剃发易服，是清廷民族民族高压政策的基本方面。这样的民族高压政策的强制推行，虽然使不少江南官绅低头就范，但是也有更多的不甘民族屈辱者，挺而抗争，投身到可歌可泣的反剃发斗争中去。其结果，一是促成农民起义军余部同南明政权的联合，并以之为主力，与清廷展开长达十余年的大规模军事对抗。其二，则是它在民族心理上造成的隔阂，历二百数十年而不能平复，从而在一代历史中时隐时显，成为长期潜在的一个严重不稳定因素。因此，当康熙初叶，南明残余势力覆灭，清廷继之又取得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的历史性胜利之后，反清复明的活动并未因之而绝迹，其根源即在于此。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个性，是我们观察清代历史问题，当然也包括其间的党社活动问题，不可忽视的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一个大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接下去讲第二个问题，天地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 天地会是一个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文士结社，官绅植党，百姓聚会，在中国古代，渊源久远，史不绝书。清初学者顾炎武著《日知录》曾以“社”为题，就其源流做过考证。已故著名明清史专家谢国桢教授，还专门写了《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两年前，陈宝良同志承谢老的未竟之志，再加发展，撰为《明代的社与会》长文，对明代繁杂的社与会条分缕析，一一做了梳理。根据前哲、时贤的研究所得，我们可以看到，清代的天地会实在就是明代会社活动的延续，只是因为客观历史环境的不同，使之由显而隐，由公开而转向地下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