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中国美学的大门是新一代美学家用头颅撞开的。其中，王国维与鲁迅厥功至伟。 20世纪，没有哪个美学家比王国维、鲁迅走得更远。王国维、鲁迅所创始的生命美学思潮意味着20世纪中国美学的精神高度。而王国维、鲁迅的“超前”之处，恰在于他们早在上个世纪之初，就以天才的敏锐洞察到美学转向的大潮，并且直探美学的现代底蕴。他们都有着“无量悲哀”，有着殊异的哲学气质，都不是中国历史上所常见的高蹈者、逍遥者，而是“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忧生孤苦，衣带渐宽，固守着生命的感悟，洞察着人生悲剧，并且敢于把他们的独得之秘公诸于世。这独得之秘，就是审美活动与个体生命活动密切相关。个体生命活动只有通过审美活动才能够得到显现、敞开，审美活动也只有作为个体生命活动的对应才有意义。 王国维的“痛苦”与鲁迅的“绝望”的意义就在这里。当“天下”“汗青”之类一旦露出虚伪的真相并退出美学舞台，一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居并且以能否“照”“汗青”作为有意义与否的标准的美学，也就轰然倒下。于是，生命被还原为个体，个体唯余“痛苦”，个体就是“痛苦”。与传统的“生生不已”的生命美学形成“反讽”，一种从未有过的充满个体悲剧意识的生命美学诞生了。遗憾的是，王国维为这一全新的发现而手足无措：个体必亡，个体生存的虚无无法再用“天下”“汗青”之类去遮掩，生命进入一种孤立无援的绝境，原来可能的一切，现在都成为不可能。于是审美就被王国维作为暂时的抚慰。但是，千百年来为他所第一次发现的生命痛苦却仍旧存在，最终，中国美学史上的第一个老实人王国维最终只有以投水自尽的方式，来摆脱自己的美学困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美学困惑在鲁迅那里却并不存在。相比王国维的承受痛苦、被动接受和意志的无可奈何，鲁迅却是承担痛苦、主动迎接和主动选择。因此，痛苦在鲁迅那里已经不是痛苦，而是绝望。有什么比“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却仍旧不知所往和活着却并不存在更为悲哀的呢？生命与虚无成为对等的概念，担当生命因此也就成为担当虚无。所以，生命的觉悟就总是对于痛苦的觉悟而不再是别的什么。而“绝望”恰恰就是对于“痛苦”的觉悟。既然个体唯余“痛苦”、个体就是“痛苦”，那么直面痛苦，与“痛苦”共始终，则是必须的选择。由此，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荒谬的审美体验，在自己生存其中而且非常熟悉的美学世界中第一次出现。心灵黑暗的在场者，成为新世纪美学的象征。而鲁迅的来自铁屋子的声音，则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鲁迅就是这样毁去人们原以为“是”的牢笼，把荒诞的存在还原为荒诞，从而穿透了中国的文化与历史、穿透了中国的美学。 时光如梭，转瞬百年，站在新世纪馈赠给我们的现实高度上，回望已经成为历史的王国维、鲁迅，不能不感慨唏嘘。此后的社会美学、认识美学、实践美学自然是等而下之，从根本上偏离了王国维、鲁迅开始的美学道路，也无法与王国维、鲁迅开创的美学同日而语。更为严峻的是，对于王国维、鲁迅本身，我们也始终既未能“照着讲”，也未能“接着讲”。王国维、鲁迅究竟走了有多远？我们又如何接着走下去？至今还是一个全新的美学课题。也因此，在新世纪之初，我们还必须从上个世纪初起步，既接上王国维、鲁迅的“一线血脉”，更延续王国维、鲁迅的“一线血脉”。而且，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接上”的最佳方式，就是“延续”。由此，需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王国维、鲁迅的贡献，而且更应该是王国维、鲁迅的局限。这当然不是以“应然”的方式去指责前辈，美学演进之“实然”绝对不是我等后辈所可以假设或者可以说三道四的，但是必须看到，王国维、鲁迅的局限也是那个时代的局限，甚至是整个民族的局限。发现这种局限，正是发现王国维、鲁迅本身，而发现王国维、鲁迅，也就是发现我们自身。有鉴于此，这一“发现”应该永远不会完结。 王国维的“痛苦”毋庸多言，他本人的美学困惑就已经意味着局限的存在。“痛苦”固然“可信”，但是却绝不“可爱”，王国维为此寝食难安。然而，不承认“痛苦”的“可爱”，却正是王国维的局限所在。鲁迅的成功，恰恰在于承认“痛苦”的“可爱”，这就是“绝望”。但是，“绝望”无疑是人类的宿命，然而人类又必须为自身的生存找到一个更高的理由，为“痛苦”、“绝望”的承担找到一个更高的理由。遗憾的是，鲁迅与这样一个思想的制高点失之交臂。首先，鲁迅始终未能意识到需要为“痛苦”、“绝望”的承担找到一个更高的理由。在鲁迅的心灵中从来不曾纠缠过但丁的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困惑。对于前者，鲁迅说：“于是我就在这个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注：《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页。）对于后者，鲁迅竟然“废书不观”。由此不难看出鲁迅与他们的一大差异，即鲁迅是执着于现世的一重世界，希望在现世就把一切账统统结清，主张“拳来拳去、刀来刀挡”，甚至不惜“用更粗的棍子对打”、“一个都不饶恕”，而不像他们那样坚持在人的世界之外去追求一个更高存在的维度。因此，与他们的为一个更高存在的维度而绝望根本不同，鲁迅是为绝望而绝望。其次，也因此，鲁迅确实来到了客西马尼园的入口处，但也仅仅是来到了客西马尼园的入口处。于是，既然不能再在传统的游戏世界中逍遥，又没有一个更高的彼岸世界值得去固守，鲁迅就干脆让自己变为一块石头：冷眼、铁血、阴毒、玩玩、走走，以及“对于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鲁迅的阴、冷、黑、沉、尖、辣、烈，都堪称在20世纪中国独一无二，道理在此。鲁迅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注：《鲁迅书信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1页。）最后，这样的鲁迅没有给20世纪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不但没有，鲁迅最终甚至并未能将绝望进行到底，这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终于不能证实“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因此，“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这一点，从许广平介绍的鲁迅自己虽然绝望但是却又希望给青年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印象，就可以看出。在晚期，犹如王国维的从“忧生”转向了“忧世”，鲁迅甚至逃入启蒙者的阵营或政治反抗者的联盟，希图寻找绝望之外的替代品来消解绝望，战斗取代了思想，战士取代了智者，行动取代了思考，自动远离文学创作，自愿把书斋改成堡垒，这难免给人以因为无法固守绝望而聊以启蒙的印象，其结果是，不但放弃了对于思想制高点的占领，而且失去了领跑20世纪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