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3)05-0127-06 原始思维是人类早期共有的思维形式。在历史的进程中，有的民族在自己的生活和文化传统中长期保持着这种思维形式，有的民族在发展理性思维的过程中则逐渐淡化了这一思维形式，前者如印度、中国等东方民族，后者如希腊民族。原始思维对印度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形态有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表现在美学观念方面，就是它导致了印度美学的若干重要特点的形成，例如印度美学的“灵肉双美”的特征、强烈的主体性特征、印度美学所追求的“韵”和“情味”品格，以及印度艺术的象征性、想象性、意会性、主观性等特点，可以说都同原始思维方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原始思维同印度美学、艺术之间互动互渗，互相缠绕，从而决定了印度美学的独特品格。 对于“原始”一词，历来存着不同的理解而发生歧义。不少学者认为“原始”一词是用来表达远古时代的人类的简陋、单纯、低下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思想的幼稚、愚昧的未开化状态，因此，“原始的”一词也可以用于现代不发达民族；恩格斯认为，“原始的”一词是指氏族血缘关系所保留的程度。20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者认为，“原始”一词的含义更多是指古代人类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列维·布留尔认为，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同于现代文明的那种思维方式，“原始思维在极大多数场合中不同于我们的思维。原始思维的趋向是根本不同的。它的过程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着。”[1](p2)因此，列维·布留尔把这种思维称之为“原逻辑思维”。但是，列维·布留尔强调：“原逻辑思维”同逻辑思维之间不是对立的或者说相互否定的：“在人类中间，不存在为铜墙铁壁所隔开的两种思维形式——一种是原逻辑思维，另一种是逻辑思维。但是，在同一社会中，常常（也可能是始终）在同一意识中存在着不同的思维结构。”[1](p2)美国学者弗朗兹·博厄斯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人们的思想能力都是相同的，不存在“原始的头脑”和“没有逻辑的思维方式”。20世纪后半叶，随着现代实验心理学和思维科学的发展，不少学者承认了人类大脑思维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人类的思维方式在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着阶段性。这就是说，理性的逻辑思维来自于非理性的情感思维；高级的复杂的运算思维来自于初期的、简单的感觉——经验性思维。随着现代思维科学研究的深化，以英国哲学家米切尔·波兰尼(Micheel Polanyi)和恩斯特·卡西尔等为代表的理论家总结了原始思维的若干基本特点，由此揭开了原始思维同审美思维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的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的序幕。 根据当代思维科学的研究，人类的思维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加以区分：“有人提出原始意识的三个特征是：感觉力强，概括力弱；互渗思维能力强，理解思维能力弱；集体意识强烈，个体意识薄弱。另一些则认为，原始思维的主要特点是互渗性、象征性、形象性、神秘性和直觉性。实际上，如果把原始思维和现代思维比较，还可以觉察出一些新的特点：如原始思维的实用性和情感性等等。”[2](p284)有的学者认为，人类思维模式可以归纳为以下6种：原始——神话思维；思辨——分析思维；体悟——直觉思维；计量——运算思维；日常——综合思维等[3](p6)。无论这些分类各自具有怎样的依据和特点，但是，可以看出，在这6种分类中，或其他分类中，属于维柯所说的“诗性的智慧”范围的思维形式有4种之多。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的思维形式之中，原始思维的基本特性大部分都被保留或延伸下来。这说明，原始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和延伸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原始思维的心理基础是“万物有灵观”。“万物有灵观”是由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所揭示和论证的。他依据大量的考古学材料和19世纪田野考察的成果确立了“万物有灵观”在史前人类思维方式和生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论证了“万物有灵观”是原始思维和原始自然宗教的核心观念。万物有灵观的特点是通过想象的方式，用“以己度物”的认知心理去把自然物、自然力量加以拟人化、人格化，赋予它们以人的灵魂、生命和意志，把它们看成是同人一样具有相同生命和思想情感的对象。在万物有灵观的支配下，原始人深信各种形式的生命在本质上是一体的、相互渗透、相互感应、彼此沟通的，甚至可以相互转换。这就是列维·布留尔所谓的“互渗律”和恩斯特·卡西尔所谓的原始人类的“生命一体化”观念。掌握了万物有灵观，就基本上把握住了原始思维的最根本特性。由于万物有灵，它们相互渗透、相互转换，从而在经验中或想象中构成了“生命一体化”存在的事实，由此，原始人认为，万物之间是同情感、同感觉体验、同构造——例如，印度思想都认为，万物都是由地、水、火、风、空等四大或五大元素和合而成；中国古思想家则认为，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组成；万物只是形态有异而本质相同，因此，它们是“同情同构”的“生命一体化”的存在。这就是原始的“物我同一”的“万物同情观”。原始的万物有灵观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意义在于，它在思想观念上、在心理上弥合了人与外在自然分裂而对立的鸿沟，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这其实是最早的、原始的“人化的自然”观念。由万物有灵观而生发出来的“生命一体化”、“万物同情观”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于：人与自然在本原意义上“同一”，相互可以互渗、转换、替代，这就为宗教的生命“轮回”观念开辟了解释的通道；为哲学认识论上的主体客体不分：主体即客体、客体即主体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莫定了思想基础，当人们的宗教意识发展到认为“天”是一位人格化的主神的程度时，“天人合一”或者说“梵我同一”的命题就出现了，就成立了。根据“生命一体化”原理，人与天在本质上同一，人是天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天的繁衍物；根据“同情观”，人与天彼此在情感上互渗、同情、理解，因此，人可以与“天”齐，人可以与“天”相通，人与“天”可以合一。由“生命一体化”衍生出来的人即物、物即人的观念，为美学上的东方“审美同情观”提供了认识和情感的依据；人在对自然万物的审美活动中，不存在近代西方哲学主体客体相分割的前提下的所谓主体向客体的“移情”，也就是说，无须主体精神和情感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向自然客体“外射”、“注入”主观的情感。东方人的审美心理活动过程就是人同自然事物之间的情感互渗，彼此理解或同情的过程；人与自然事物在情感上的相互转化、彼此替代的过程。例如，中国古诗中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青山个个探头看，看我庵中饮苦茶”；“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等；波斯诗人哈菲斯的诗句中有“水仙那一对多情的眼睛，将含笑凝望绽开的郁金香”；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句中有“花蕾还没有开放，只有风在一旁叹息”等。东方的审美“同情观”就是审美情感上的“物我不分”、“物我同一”。按照同情观的原理，古代人自然而然地以物表情，以物达意，人与物互相替代，这就是象征思维和象征表现手法的思维基础和心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