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审美观是美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审美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自然审美观发展的评价上，学术界通常对魏晋南北朝自然审美观的发展及地位推崇备至，而对汉代自然审美观则极不重视，甚或以神学自然观占统治地位因而无自然美可谈“一言以蔽之”，对这一重大学术问题做了简单化、片面化的处理。我们认为这并不符合汉代自然审美观发展的实际。全面审视，汉代发扬光大了“比德”说，提出建构了“比情”说，催发萌生了“畅神”说，实现了自然审美观的重大发展和突破，是中国自然审美观发展历史和逻辑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或关键组成部分，在一定方面和意义上，奠定了此后中国自然审美文化的审美模式和艺术创作的基础。本文拟就此略述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发扬光大了“比德”自然审美观 “比德”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一种自然美观点，基本意思是：自然物象之所以美，在于它作为审美客体可以与审美主体‘比德’，亦即从中可以感受或意味到某种人格美。在这里，‘比德’之‘德’指伦理道德或精神品德；‘比’意指象征或比拟（注：李泽厚、汝信名誉主编《美学百科全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比德说的基本特点是将自然物的某些特征比附于人们的某种道德情操，使自然物的自然属性人格化，人的道德品性客观化，其实质是认为自然美美在它所比附的道德伦理品格，自然物的美丑及其程度，不是决定于它自身的价值，而是决定于其所比附的道德情操的价值。 文学艺术中的“比德”最早见于《诗经》和楚辞，它与《周易》的“取象”、《诗经》及楚辞的“比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周易》以宇宙运行规律和自然现象比附人事，开拓了极其广阔的想象空间。《诗经》广泛采用比喻的手法，以自然界的各种事物作为情思兴发的对象，对“比德”自然审美模式的运用也比较普遍。 先秦时代，用“比德”审美观塑造自然物的艺术形象，最典型的莫过于屈原。屈原的《离骚》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以佩饰香草比喻个人的美德和多才多艺，以草木凋零、美人将暮比拟报国的衷情和焦虑，而他的《橘颂》浓笔重彩塑造的橘树这一品格高洁的艺术形象，实是屈原本人道德情操的对象化。 先秦时代，先哲们已经开始对“比德”的理性思考。据现有美学资料来看，在中国美学史上，最早从理论上对“比德”进行阐述的，应推管仲。《管子·水地》中已有以水、玉比德的理论性概括。《管子·小问》则直接提出了“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的理论命题。晏婴、老子、庄子也有“比德”的言论，不过，“比德”自然审美观在儒家言论和著作中，体现得更为充分，更为多样，更具有理论色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首推孔子。孔子论及“比德”较多，不算后世记载，仅《论语》就有多处运用或论及“比德”。从其“比德”的主题来看，已涉及以山比德、以水比德、以玉比德、以松柏比德、以土和芷兰比德等等诸多内容。由于其远播的声名和显赫的地位，孔子的“比德”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荀子是先秦及孔子“比德”思想的主要阐释者。他不仅在文艺作品中艺术地表达了“比德”自然审美观，而且在《宥坐》、《大略》、《法行》、《尧问》等篇中或直接说明，或借孔子之口阐发了对比德审美现象的看法，丰富了先贤及孔子的“比德”思想。他第一次“比”“德”连用，完整地提出了“玉者君子比德”的命题，完成了先秦“比德”说术语的建构，基本上代表了先秦比德自然审美观的最高认识。 两汉时期，“比德”审美观得到发扬光大，不仅文艺刨作中比比皆是，就是在理论探讨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全面来看，汉代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扬光大了“比德”审美观。 首先，范围扩大，程度深化。就范围来说，大到宇宙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海，小到青竹翠柳、蓼虫鸣蝉、文木佳果；既有鵩鸟、鹦鹉、孔雀、仙鹤、骏马、文鹿等动物，又有杨柳、芙蓉、松柏、桑橘、孤竹等植物。可以说，正如秦汉审美文化艺术题材琳琅满目，几乎无所不包一样，汉代“比德”自然审美方式的运用也几乎无处不在，只要能在自然事物与人的伦理情操和精神品格中发现可比关系的，都被纳入汉代“比德”审美的视野，从而使其范围空前广大。就程度而言，汉代“比德”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细腻，更加深刻。如祢衡《鹦鹉赋》，创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自觉的“比德”观：“配鸾皇而等美，焉比德于众禽。”全篇运用一个类比象征意象。乍看起来，通篇描写鹦鹉，无一句不紧扣鹦鹉的特性，但实际上，又句句是在以鹦鹉自况，在整体全面类比之中，深切充分地表达了作者生于乱世的良多感慨和寄人篱下的极为复杂的心境。不过，在范围扩大和程度深化方面兼而有之并最有代表性的，还是董仲舒的著名散文《山川颂》。《山川颂》直接继承了先秦孔子关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及《诗经》的有关比德思想，但在比的具体内容上集先秦“山水”比德思想之大成，又有创造性的发挥，比先秦更加全面系统，更加充分深刻，体现出既广且深的特点。 其次，理论自觉化，观念系统化。先秦比德的审美实践和言论比较丰富，但从整体来看，审美实践乃至艺术创作多流于自发状态，理论略具雏形，尚未达到高度自觉和完整系统的程度。汉代则在理论自觉化和观念系统化上有重大发展，这由以下两点可以看出。第一，对先秦提出的主要命题，尤其孔子提出的关于比德的主要命题，汉代都做了进一步阐释和发挥。第二，对先秦以来的“比德”审美实践和审美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这主要表现在对屈原及其《离骚》创作特点的自觉概括和《诗大序》及汉儒对《诗经》的创作经验特别是对“比兴”的理论总结上。众所周知，汉代围绕屈原及其《离骚》楚辞展开了一场美学论争。这场论争的重大收获之一是明确概括出屈原作品的“香草美人”的比德特点。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指出，《离骚》“依《诗》取兴”、“引类譬喻”以进行比德。他写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