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5-0076-03 在刚刚过去的一百年内，中西美学各自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彼此在相互交流与借鉴上出现了很大落差。这就是中国学者向西方美学借鉴的多，而西方学者向中国美学借鉴的少；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美学经典大都十分熟悉，而西方学者对中国美学的典籍大多十分陌生，甚或一无所知。为了美学在新世纪的繁荣，中西美学家应该携手改变这一局面。为此，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共同寻找和建构中西美学的总体性对话框架。 那么，这一总体对话框架是什么呢？我认为它至少应由下列三部分来组成。 一、在审美意识母结构层面上的对话 我在《中华美学史》中曾经指出一个有趣而且成为鲜明对比的事实：中华人在其生命形态和文化形态早期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太极说”，西方人在其生命形态和文化形态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影响深远的“伊甸说”。“太极说”即“易”创世说，它用哲学语言高度概括了宇宙人类的生成与发展，即”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万物，阴阳之最生男女；“伊甸说”即“上帝”创世说，它用艺术的语言描述了人类的由来与命运，即上帝造亚当，亚当用自己的一根肋骨生夏娃。我们认为，正是“太极说”与“伊甸说”分别构成了中西文化和审美意识的“母结构”，即源头性总体构架。”太极说”实乃哲学层面上的天、地、人互动互生的动力构架，“伊甸说”则是神学层面上的上帝设定的众生框架。前者是一个哲学的“合命题”，即天、地、人互生互大；后者是一个神学、也是一个哲学的“反命题”，即上帝单向度创造宇宙人类与人类单向度被创生，同时人又为万物的主宰，人类是宇宙万物中惟一的一个中心“主体”。不仅如此，“伊甸说”中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即上帝规定同生命树长在一起的那棵知识树上的果子，是不能吃的。上帝的意志和反上帝的意志是两个反命题。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意志，偷吃了“知识”禁果以后，就开始了也注定西方整个文明包括哲学与美学，在其发展的历程中要走一连串“反命题”的历程，也决定其一直要走一种单向度的知识理性主义的路线，直到后现代派想力挽狂澜，从根本上变革其偏颇的哲学构架，然而却又单向度地举起反理性主义的单色旗，始终未能将“知识”与“生命”统一于一个合命题的哲学构架之中。 具体来说，在思维方式上，中华人重整合，又重悟性；西方人重分析，又重实证。在对自然的认识上，西方民族重万物的物性，中华人重万物的灵性。在对人自身的态度上，西方人重人的肉体与灵魂的相悖性，中华人重人的身与心的协调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人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性，中华人强调人对自然的亲和性。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西方人强调人的个性张扬，中华人强调人的人格修养。在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上，西方人是纯宗教的，中华人是宗教式的。由于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上的这些主要差异，中西方就各自生成和发展出了不同特点、不同形态和不同范畴体系的美学思想。 俗话说：“有其源才有其流。”中西双方通过上述层面上的对话，大家就会一方面看到人类审美意识的同根性，这就是中西方都重视生命的超越性与回归性，即既超越于生命的“三位一体”性，又回归于生命的“三位一体”性；另一方面又看到彼此间的差异性，这就是各自对“三位一体”的诠释与态度不同，即中华先人强调个体与天、地、人“三才”之间的互动共生性，西方先人强调个体与圣父、圣子、圣灵“三圣”之间的分离罪性。有了这种比较，就容易从根基上和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中西美学各自的特质，而不至于陷入范畴隔膜，不得要领。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古代希腊民族是一个“天真的儿童”，古代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儿童”。这种“天真”与“早熟”的特征，恰好体现在两大民族审美意识的“母结构”上。无论是一种“天真”的审美母结构，还是一种“早熟”的审美母结构，都是人类先人智慧和情思的宝贵结晶，从而共同拉开了人类审美活动和美学思想的丰富多彩的动人序幕。 二、在自我或人格三元结构层面上的对话 我们知道，“自我问题框架”一直是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第一问题框架”。最早表述这一框架的是柏拉图关于人类自我的理性、欲望和精神三元结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与犹太基督文化相交汇，进而明确为人类自我或人格的理性、激情和意志三元结构。从西方哲学“母体”角度来说，这种三元结构仍然不是一种合命题，而是由灵魂与肉体、理性与激情、激情与意志相对立而构成的“反命题”。这一反命题哲学框架，不仅困扰了此后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家和美学家们，也困惑着此后两千多年的西方艺术家们，例如大文豪歌德的《浮士德》，就典型地描写了人的灵魂与肉体的苦苦纠缠。直到今天，如何整合现代人的自我分裂和建构日常生活中健全的人格，仍是西方当代美学和文化艺术亟需集中解决的“第一框架”问题。 对于人类自我或曰人格问题框架，在古代中国孔子最先给予了明确的表述。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中“知之”、“好之”和“乐之”三元结构，相当于西方自我即人格论中的“理性”、“激情”和“意志”三元结构，但它分明不是一种”反命题”，而是一种“合命题”。在孔子看来，知之的求真活动、好之的求善活动和乐之的求美活动，三者是一种辩证递进的关系，只有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使人的生命活动与审美活动进入理想的境界。庄子也这样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名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这番话，几乎将理性（成理）、情感（大美）和意志（明法）三元结构进行了完美的统一。又如孟子所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渭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这里说的是一个理想的人格应该具备的六个层面上的品格：其一“善”，其二“信”，此二者为实用和道德伦理上的要求；其三“美”，其四“大”，此二者为心灵美和行为美层面上的要求；其五“圣”，其六“神”，此二者标志着已脱离一般的知识、理性、技术等层面而进入了一种出神入化的美学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