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辽王朝（1124-1211年），又称哈剌契丹，是中亚、西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辽朝灭亡以后，辽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经过十余年的征战，以首都巴拉沙衮（又称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为中心，在东起土拉河上游，西至咸海，北越巴尔喀什湖，南抵阿姆河的辽阔疆域内，建立了契丹族的统治政权。王朝境内分为直辖领地和附庸国、部族地面两大部分（附庸国有东、西哈剌汗朝、高昌回鹘国、花剌子模以及粘拔思、康里、葛逻禄等部族）。辽朝本是一个汉文化影响很深的王朝，而西辽是辽朝在新的地理环境的延续，其政治、经济、文化等都继承了辽朝的传统。因此，契丹的西迁并没有给中亚地区带来毁耕为牧的破坏，相反，它结束了中亚、西域各国纷争不息、内乱不止的混乱局面，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促进了尚处在封建社会前期的中亚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使汉文化的影响在中亚出现了继汉、唐之后的又一次高潮。 西辽的契丹人大部分是耶律大石于保大4年（1124年）在今外蒙鄂尔浑河辽镇州可敦城召集北边“七州十八部”大会和其后数年休养生聚期间所招集的部众，这十八部主要分布在内、外蒙古及东北各省境内，①，是辽朝北部边区的游牧渔猎部落；另一部分民众是在耶律大石西征之前就已来到西域，原本为哈剌汗朝戍边的契丹游牧民（1万6千帐）②。西迁以后的契丹人主要生活在西辽王朝的直辖领地内③。 对于中亚契丹人的经济生活状况，史学界一直少有述及，本文不揣简陋，对此进行勾勒和探讨，以求教于史界同仁。 一 西辽王朝的直辖领地处于草原和农业区的交接地带，是中亚最肥沃的地区之一，土地宜农宜牧。伊塞克湖周围、伊犁河流域是优良的牧场，牧草丰美，降水充沛，很多地区的年降水量在300毫米以上④，自古就是游牧民族生息繁衍的场所。而巴拉沙衮以西以南的锡尔河上游流域、塔拉斯河谷、讹打剌绿洲等地，早在西辽入主以前已经是农业区，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锡尔河、塔拉斯河等河流为农业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具备发展灌溉农业的优良条件。王朝直辖地的自然条件为契丹人的经济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西辽前半期，大部分契丹人仍然保持着以畜牧业经济为主体、渔猎和农耕为辅助的社会生产方式。契丹族本是一个追逐水草、经营畜牧、渔猎、以毡帐为室的游牧民族，正如《辽史·食货志》所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契丹是一个十分善于保持自己传统和优势的民族。辽朝时期，虽然境内统有燕云十六州及渤海等广阔的农耕地区，加上汉人的大批北迁，北方草原也出现了农耕和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而且辽朝中期以后，契丹社会已完全封建化，由于汉文化的影响，契丹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终辽一代，大部分契丹人却始终保持着游牧经济的生产方式。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契丹统治者十分清楚游牧渔猎的生产方式与强大的军事力量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并不提倡契丹部民转入农业定居。按辽代兵制，契丹“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即部典）各一人”，⑤装备自行筹备。各个部落即是生产单位，又是军事武装单位，“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间暇则畋渔为生。”⑥因此契丹人的游牧渔猎经济是与装备精良、骁勇善战的骑兵联系在一起的。辽朝统治集团十分重视尚武善战的民族传统，辽太宗就称：“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习武事也。”⑦因此，有辽一代，大部分契丹人仍然保持着游牧渔猎的生产方式。辽灭之时，其西北地区仍有“御马数十万牧于碛北，女真以绝远，未之取，皆为大石所得”，⑧这为契丹西迁后提供了坚实的畜牧业基础。伊本·阿西尔在《全史》中记录了西辽契丹人游牧生活的情况：“他们（契丹人）按照自己早在统治（这一地区）之前的习惯，生活在帐篷里，他们居住在乌兹干、巴拉沙衮、喀什噶尔及它们的郊区。”⑨又说契丹人“夏天到不里阿耳地区放牧，冬天到巴拉沙衮过冬。”⑩汉文史料证实了这一点，《金史》卷121载，在巴拉沙衮“契丹所居屯营，乘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11)这是典型的契丹游牧部落环车结营的形式。中亚契丹人在长期的畜牧业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验。对于牧马要“遂其性则滋生益繁，此养马法也”。(12)他们对畜群实行定期放牧、定期收回的办法：每年由4月到8月放出，令其自逐水草，适应气候的变化，到8月末收回饲养，保护牧群度过寒冬。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人工饲养，改变了粗放的畜牧办法。早在辽朝时期，契丹人就开始实行群牧制度，即选择最好的草原建立国家牧场，由政府设官统一管理，这样能更有效地利用牧场资源。西辽继承了这种制度，在西辽“北面官”中专门设有“某路群牧使司”，管理国家牧场。耶律大石等西辽统治者十分清楚畜牧业的兴旺与巩固统治的密切关系，十分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大石在征服花拉子模国以后，要求花剌子模沙（即国王）以缴纳“一笔三千金”的贡赋为臣服的条件，并要求花剌子模以牲畜和货物的形式抵价缴纳，(13)充实其畜牧业的基础。由于契丹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加上中亚良好的自然条件以及契丹人的畜牧经验，使西辽的畜牧业经济在建国不久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正如志费尼说的：“不久后他（耶律大石）的百姓兴旺，他们（契丹人）的牲口长了膘。”(14) 狩猎和渔业是西辽契丹人的重要生产部门。契丹族最初是一个畜牧渔猎并重的民族，“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西辽时期，这种有时猎获多、有时猎获少的不稳定的渔猎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但是，西辽却一直保持着固有的传统习惯，并得到契丹统治者的重视。这正如前文所述，契丹人不仅将畋猎作为一种娱乐，主要是把习武和狩猎联系在一起。西辽立国之初，契丹族作为居统治地位的异族，用武力威胁中亚，保持军事上的优势就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渔猎经济仍然是他们的一个生产部门。 中亚契丹人不但个人平日打猎“以给日用”，而且契丹贵族还经常组织大规模的围猎。西辽契丹人的狩猎以骑射为主，主要用弓箭，但是对不同猎物，也辅以其他工具：捕鹅鸭用剌锥，捕兔用置网石鎚，射鹿时还用诱鹿的鹿哨，“猎者衣鹿皮，戴鹿头，天未明，潜伏草中，吹木筒作声，牡鹿闻之，以为求其偶也，遂踊跃至，至则利镞加焉，无得脱者。”(15)天山山脉中和中亚草原上生长着众多野生动物，如鹿、羚羊、野驴、羱羊、野猪、野鸭、天鹅、狼、狐、松鼠和熊等，它们都是契丹人狩猎的对象。到西辽后期，大部分契丹人转入农业定居，但是，很多人仍然保持着狩猎尚武的习俗，以补充小农经济。西辽末代君主直鲁古在花拉子模国大军压境，政敌屈出律威逼城外的危机时刻，仍然难忍狩猎的嗜好，不听部下百般劝告，坚持出城打猎，结果被屈出律设兵擒获。(16)对西辽契丹人的狩猎遗风，由此可见一斑。 捕鱼业也是西辽契丹人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他们在实践中创造一种独特的凿冰捕鱼即罩鱼的方法：“蕃（指契丹）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冰之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窃，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钩竿，罕有失者。”(17)这种方法至今还为我国北方一些民族所沿用。西辽直辖领地内，河湖密布，伊赛克湖、赛里木湖、锡尔河、伊犁河、塔拉斯河、楚河等地，都有契丹人从事捕鱼业。 到西辽统治后期，大部分契丹人由畜牧业经济转入定居农业或半农半牧，原先居住在巴拉沙衮、乌兹干等城市郊区、生活在帐篷里的契丹游牧民，也逐渐放弃了“屯营游牧”的生活方式，进入到城市生活中。造成这种生产方式转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契丹族早在辽朝时期对农业定居和半农半牧就已十分熟悉，辽朝南部的燕云十六州和原渤海故地都是农业区，到辽朝中后期，由于大批汉民和其他农耕民族被迁入北方，半耕半牧的生产方式在北方游牧地区也十分普遍，很多契丹部民虽然保持着游牧传统，但他们的很多部典却是汉人，这些部典并没有断绝和农业生产的联系，契丹人对农业的熟悉是导致其生产方式转型的一个原因；早在契丹西迁之前，生活在直辖地地区的原哈剌汗朝统治下的各种操突厥语的游牧民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由游牧生活转入农业定居，西迁入主后，这一过程仍在继续，带动了契丹人生产方式的转型；在耶律大石经过十余年的征战，征服东、西哈剌汗朝、高昌回鹘和花剌子模等国，建立西辽王朝以后，中亚地区渡过了几十年的和平岁月，这导致了契丹统治者对武备的放松，这种状况也促进了契丹人的定居。契丹人放弃游牧生活以后，在当地开耕土地，种植谷物。但是，这时契丹人并没有完全切断同畜牧业的联系，仍然饲养着一部分牲畜，(18)其中仍有部分契丹人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