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3)-04-0027-11 一 尽管科学美学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门新兴学科,但是,科学与美学、真理与美的关系问题却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据亚里士多德记载,“素以数学领先的所谓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但促进了数学研究,而且是沉浸在数学之中的,他们认为‘数’乃万物之原”。他们“见到了音律的变化与比例可由数来计算”,于是,想到“自然间万物似乎莫不可由数范成”,认为“数的要素即万物的要素,而全宇宙也是一数,并应是一个乐调。”(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13页。)有学者认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这一发现,“揭示了希腊美学的形成和发展一开始就与数学-自然科学以及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注:范明生:《西方美学通史》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杜1999年版,第63页。) 亚里士多德也明确地指出了数理诸学与美的联系。他批评了有些人认为“数理诸学全不涉及美或善”的观点,强调“数理于美与善说得好多,也为之做过不少实证。”他说: “美的主要形式‘秩序,匀称与明确’,这些惟有数理诸学优于为之作证。又因为这些(例如秩序与明确)显然是许多事物的原因,数理诸学自然也必须研究到以美为因的这一类因果原理。”(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65-266页。)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将美的主要形式归结为“秩序,匀称与明确”,不仅表明他在数理诸学中看到了美,而且也表明他往往用数理诸学的眼光来理解美。从这种观点出发,人们不难理解“比例和谐的希腊宇宙形象”,包括希腊神庙的设计为何“犹如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命题和柏拉图的对话录”,帕特农神庙为何“酷似一个逻辑系统”(注:威廉·弗莱明:《艺术和思想》,吴江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杜2000年版,第68-69页。)等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不仅揭示了数理诸学(科学)与美的联系,而且还将技术与艺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他那里,艺术(art)包含着技术,指的是“包括制造工艺在内的一切技艺”;(注: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反之,技术(technē)也包含着艺术,包括“手工技艺,尤其是指切割金属,以及制造金属器皿和造船的技艺”和“手工艺品或美的艺术品”。(注:范明生:《西方美学通史》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68页。)更确切地说,在他那里,技术与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它们都属于二者浑然一体的技艺。 到了近代以后,尽管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分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剧,但是,科学与艺术、科学与美的关系似乎永远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钱德拉塞卡甚至说:“在艺术和科学中都在探求着同样难以捉摸的东西:美。”(注:S.Chandrasekhar,Truth and Beauty:Aesthetics and Motivations in Scienc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52.)于是,“美与科学对美的探求”成了他研究科学的一大主题。他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科学中美常常是使人愉悦的源泉。”例如,开普勒说,“数学是美的原型”。希尔伯特将科学比做“一个繁花似锦的花园”。魏尔说,“我的工作总是试图将真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在二者之间不得不做出选择时,我通常选择的是美。”海森堡给美下了一个可追溯到古代的定义:“美是各部分相互间和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固有的和谐”,并称毕达哥拉斯关于数学(比例)与美(和谐)之间内在联系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真正重大的发现之一”。他说:“如果大自然把我们引向人们先前从未遇到过的极其简单和美的数学形式,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认为它们是‘真的’”。(注:S.Chandrasekhar,Truth and Beauty:Aesthetics and Motivations in Scienc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p.52-53.)而狄拉克则认为,“尽管〔数学美〕与艺术中的美一样不能下定义,但是,研究数学的人们在鉴赏中通常不会感到困难。”(注:S.Chandrasekhar,Truth and Beauty:Aesthetics and Motivations in Scienc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69.) 关于科学与艺术、科学与美之间的关系的言论,我们还可在爱因斯坦的文集中找到很多。例如,在“探索的动机”一文中,他认为,渴望看到“先定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注: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03页。)在“论科学”一文中,他说,“音乐和物理学领域中的研究工作在起源上是不同的,可是被共同的目标联系着,这就是对表达未知的东西的企求。它们的反应是不同的,可是它们互相补充着。”又说,“至于艺术上和科学上的创造,那末,在这里我完全同意叔本华的意见,认为摆脱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和在这个充满着由我们创造的形象的世界中寻找避难所的愿望,才是它们的最强有力的动机。”(注:爱国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84-285页。)在“关于因果性和自由意志问题”一文中,他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相信科学是值得追求的,因为它揭示了自然界的美。”(注: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04页。)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他说,“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又说,“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它能为我们感受到“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注: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3-45页。)在“道德和感情”一文中,他谈到“那些最微妙的、最高尚的乐趣”是,“对艺术创造和思维的逻辑秩序的美的乐趣。”(注: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牍,第155页。)在“探索自然界统一性的乐趣”一文中,他谈到,“从那些看来同直接可见的真理十分不同的各种复杂的现象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性,那是一种壮丽的感觉。”(注: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7-348页。)所有这些,都为科学美学提出了许多问题和值得深入研究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