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93/Z(2003)04-0021-05 本文拟对体系性、变异性、功利性这三个在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中最具争议性，也是直接影响到对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认识与评价的基本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 首先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体系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认为梁启超虽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但其美学思想博杂散乱，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我以为，对于梁启超美学思想体系性问题的把握，关键还在于研究原则与研究方法的确立。“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同时，“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梁启超美学思想所面对的文化环境是：民族文化的危机被侵略者的铁蹄所逼醒，民族新文化建设不仅是文化的课题，也是政治的课题。在这样一个时代，作为由被动转向主动的文化先驱之一，梁启超率先开始了将中国文化建设推向世界体系的自觉努力。作为这样一个中西交汇、承前启后的转型时代的代表，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意义不仅在具体提供了哪些我们“现代所要求的东西”，更在于一种新的美学意识的觉醒，在于这种觉醒对于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与流变所产生的震撼与推动。因此，对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研究与体系的把握，既需要从具体观点入手，见微知著；又需要从整体上着眼，把握其精神特质。只有这样，才能拨开表象，科学地把握其美学思想内在的理论脉络与整体体系特征；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现象，对其美学思想及其体系作出符合其自身特质与历史面貌的客观评价。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列强的洋枪洋炮撞开了古老帝国封闭的大门，也摧毁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自我中心的井蛙意识，从此，救亡强国成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抗拒殖民侵略以救国和学习西方文明以强国，成为相辅相成的时代主题。“西学东渐”从“器物”（洋务运动）“制度”（戊戍变法）而进入“文化”的层面，这样的思想转换与发展来自血的教训与真切的体会。作为戊戍变法的主要领袖，梁启超是近代最早意识到思想文化重要性的先觉者之一。他通过对日本速盛的考察与戊戍变法失败的反思，得出结论：“欲维新吾国，必先维新吾民”；（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下文引梁启超言论未注明出处者，皆据此。）而欲“新民”，就必须面向全体民众开展开智、养德、振力的全面的思想文化启蒙。启蒙作为新的时代旋律，汇入到救亡的历史主题之中。围绕启蒙新民，梁启超一生进行了大量的文化开拓与建设工作。他对美的问题的思考与理论建构正是这一文化系统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梁启超存世的美学论著来看，其美学思想活动主要为1895至1928年间。其中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约从1895至1918年，梁启超主要作为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活跃于历史舞台。他的关注中心在政治。学术活动是其政治改良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学术观点的阐释与政治观点的论证直接联系在一起，是这个时期美学论著的重要特征。美学论文研究的问题与思想观点都相对狭窄。他对美学问题的思考主要体现为文学问题。倡导文学革命是这一阶段美学思想的主要论题。这一阶段，梁启超涉及美学问题的重要论文有《变法通议》(1896)、《蒙学报演义报合叙》(1897)、《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惟心》(1899)、《国民十大元气论》(1899)、《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饮冰室诗话》(1902-1907)、《夏威夷游记》(1903)、《国风报叙例》(1910)、《告小说家》(1915)等。由于政治革命的关系，他的文学言论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巨大的反响。特别是《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告小说家》三文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几乎家喻户晓。在这些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文学变革的许多重要思想，其中涉及与表达了自己的美学倾向与美学思考，特别是提出了“力”与“移人”的重要概念。这些文学论文在整体上并不以美的问题为思考中心，也没有着力于系统的美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但却提出了惊世骇俗的新的文学观念，从而为新的美学理想的创建开辟了道路。1918年底至1920年初，梁启超主要在欧洲考察。这一阶段，虽无美学论著问世，但对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发展却具有非常重要而特殊的意义。欧洲之行不仅使他直接接触了西方思想文化，也促使他对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特点与价值进行了具体的比较，并对东西文化有了更为辨证的看法，提出了文化“结婚”、通过“化合”扬长避短、创建“一种新的文明”的文化理想。回国以后，梁启超主要投身于这样一个新文化系统的建构，并将此视为“新民”的根本途径。1920至1928年间，梁启超以政治型的学者姿态活跃于文化舞台，他对民族新文化的建构倾注了莫大的热情，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时期，梁启超的美学研究真正进入到自觉的阶段。他仍坚持美的社会功用，但已由早期将美（文学）与政治直接相联的考察方式转为美与思想文化的联系。视角的转换，大大拓展了梁启超美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与思想深度。梁启超写出了一批重要的美学论文以及与美学问题具有密切联系的相关著述。其中包括《欧游心影录》(1920)、《翻译文学与佛典》(1920)、《欧洲文艺复兴史序》(1920)、《“知不可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1921)、《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情圣杜甫》(1922)、《屈原研究》(1922)、《什么是文化》(1922)、《美术与科学》(1922)、《美术与生活》(1922)、《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1922)、《学问之趣味》(1922)、《为学与做人》(1922)、《敬业与乐业》(1922)、《人生观与科学》(1923)、《陶渊明》(1923)、《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1924)、《书法指导》(1927)、《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学》(1927)等。这些论著不仅直接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趣味”“情感”等美学范畴，还对美的本质与特征、生活与美的关系、艺术的情感本质与表情方法、审美教育等美学基本问题以及诗歌、书法、美术、翻译文学、叙事文学等具体艺术门类的特点与规律作了研究与阐释，开始体现出美学体系建构的自觉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