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3)04-0097-06 对于庄子的美学思想，须得大部头的专著方可详尽论述。本文只是选取当代学界甚少注意的某些方面进行探讨，希冀揭示庄子美学的基本特点及其较为突出的现代意义，为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宏观上作一铺垫。 一、《庄子》理路的一贯性 《庄子》一书通体洋溢着诗意。据称寓言占十分之九，其中人名、地名、物名多有寓意，且全书以追求人生的自由境界为旨归，因此颇具审美意味。然而，它又令人难于确切把握：随处充斥着“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1]（《天下》），加之由于时代相去久远，很多语句甚为难解，各家注本常有相左。 不过，这对人们整体把握该书并未构成太多的妨碍，因为其基本理路相当清晰，且一以贯之。揭示这一基本理路，有助于把握庄子学派的思想意旨，同时，只有依据其义理，在众多语句考辨中才不会无所适从，从而作出较为正确的取舍。 理解《庄子》的钥匙是其内篇中谈到的“心斋”与“坐忘”。二者所遵循的路径、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所摒斥的方面等都昭示了贯穿该书的思维模式。 《人间世》假托仲尼教导颜回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从俞樾校改），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何谓“心斋”？王夫之的解释较为中肯：“心斋之要无他，虚而已矣。气者生气也，即皓天之和气也。……心含气以善吾生，而不与天下相构，则长葆其天光，而至虚者至一也。心之有是非而争人以名，知所以成也。而知所自生，视听导之耳。”[2]（卷四）我们可以更明晰一点说，“耳”是感官的代表，感官既常与无休止的欲望相关联，又让外部信息纷至沓来，常常会扰乱人的心灵的宁静；知解之“心”固然能认识事物，但局限于有限的领域，且往往服务于感性欲求，钻营于功利机巧。因此，只有超越感性之“耳”和知性的“心”，才能达到无限的、个体与宇宙相通相洽的逍遥游的境界。这便是游于天地之一气，便是听气体道。 “坐忘”与“心斋”其实展示的是同一心理过程。《大宗师》编了一则寓言，颜回多次向孔子汇报修养心得，从“忘仁义”进而“忘礼乐”，终于达到“坐忘”。应孔子的要求，颜回解释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孔子听后不禁感慨：“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这段看似无端崖的话蕴含着严密的逻辑，剥露开来，庄子及其学派的思维模式清晰可见。为了直观，我们不妨列一图表（其中“忘礼乐”与“忘仁义”的先后顺序作了调整）： 1.忘礼乐 堕肢体 离形（超越感性） 无好 2.忘仁义 黜聪明 去知（超越知性） 无常 3.同于大通（大道、大化） 由于孜孜以求自由的精神境界，所以庄子主张必须“离形”，摒弃欲念，喜怒哀乐不入胸次（无好）；并且必须“去知”，关闭引发知虑的见闻渠道，排除儒家宣讲的仁义之类滞理（无常）。通过这两重去蔽，心灵便外生死而离是非，于是融入大化，呈现大道。 据此能否说，在庄子的心目中，已意识到人类心灵除了今天所谓的感性、知性外，还存在着第三层面？是否可以说，庄子及其学派正是致力于向人们昭示，如何敞开心灵第三层面，以达到精神自由、灵台澄澈的基本路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事实上，这一理路贯穿了《庄子》全书，庄子学派的世界观依此而体现。如《秋水》篇认为，人类面前的宇宙有三个层次：“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其人生观也依此而确立，《齐物论》称得道者“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知北游》讲保持本真生存的人“形若槁木，心若死灰，真其实知”，等等。他们的美学思想也正是依此理路而展开。如果说庄学在宇宙观上注目于“不期精粗者”，在人生观上尤为强调“真其实知”，那么，在审美观上则突出追求得之于心灵第三层面敞开而领略的大美、至乐。 二、庄子美学的超越性 庄子爱身、贵生，要求“全汝形，抱汝生”（《庚桑楚》），因而并非对感性形色的美视而不见。《大宗师》写道：“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尤其是《逍遥游》中描绘了藐姑射之山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直接采用的是世人关于外貌美的尺度。庄子学派甚至注意到自然物的美，称“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外物》） 不过，他们对感性形式美基本持摒斥态度，要求超越。因为若沉溺于感性形式美中，人就为物所役，不得自由。《知北游》写道：“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然而，“乐未必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德充符》篇突出“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主题，描绘了兀者王骀、叔山无趾、哀骀它、闉跂支离无唇等群像，他们虽然以相貌奇丑而惊骇天下，却赢得了世人的广泛尊敬。由此可见，在庄子看来，与内在的德相比较，外在的貌其实无足轻重。 庄子所说的德又是超越知性层次的，不同于儒家之说。孔子要求“尊五美”（《论语·尧曰》），注重于个体适应社会的道德修养。孟子认为“充实之谓美”（《尽心下》），也是就此立论。庄子及其学派一般否定儒家提倡的道德之美，视现实伦理规范是建立在人的本真生存失落的基础上的（这种观点有其深刻之处，以致晚出的荀子不得不承接过来，转而论证创制礼法的合理性），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知北游》）伦理规范是知性的产物，有关观念充斥着矛盾，“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齐物论》）它们不仅是个体生存的枷锁，同时还成为社会丑恶势力的工具，“彼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在这种意义上，他们主张退仁义、摒礼乐，实属顺理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