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590(2003)02-0007-07 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传统哲学、美学发展的历史，就是由人的理性完成的对物象世界进行重新“捏造”的历史。在人类创生之初，人作为周遭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与鸟兽同居，与万物相并，他以平等的姿态与其他的自然生命分享着这个世界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资源。但是，人，这种被上帝特选的族类，不管是出于自身的必然属性，还是外在的偶然原因，他注定在万物进化的过程中要占有先机，成为自然生命世界中最早的苏醒者，并为自己优先的苏醒承担起重整一个无序世界的使命。这一使命的完成，寄希望于人所具有的独特禀赋——理性。 一 人类理性的成长依托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基督教在其《圣经·创世记》中指出，魔鬼的引诱使人类的先民偷食了生命之树上的禁果，结果眼睛明亮，明辨善恶，具有了为人独有的智慧和羞耻感。这是用神学的创世观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划界。与此相承续，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则提出了诗学的创世论，他认为，“抬头仰望天空”这一看似普通的人体姿态是人的觉醒的先兆，因为人只有在大地和天空共同组成的空间格局中才能明白自己置身何处，并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达成对自身的反观，从而完成主体意识的确立。在科学时代，达尔文将人的觉醒作为自然进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则在万物进化的共同起跑线上，试图发现人为什么最先到达了文明的起点。他们认为，劳动实践不但促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而且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认识、改造对象世界的本质力量。在这里，我们如果就此认定某种关于人类觉醒的认识就是真理性认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还有许多理论的迷误有待廓清，当代的史前史研究在为某种“真理”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的同时，也不断提供着让人无可奈何的反证。但是退一步而言，这些相互冲突的对人类史前之谜的破解明显有着一个惊人的共识，这就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前提必然是人从自然界的出走，必然是人与自然世界的决裂或分离，必然是从人与对象世界的交融状态，变为对象世界成为人反观或自我确证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下，人既在肉体的层面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中，又在精神的层面自置于世界之外，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对人自身属性的二元判断，即灵魂与肉体、感性与理性。 《圣经》中关于伊甸园的神话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隐喻，这种觉醒的过程必然也是人类背离自身本然状态的过程。当人被上帝遗弃，他们会突然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充满无穷奥秘的自然界，这异己的自然会让他惊讶，让他惶惑，当然更会激起他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整理这世界的渴望。这也正是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人是被抛的设计”这一著名命题的根据所在。在人的自我设计的过程中，为了给自己提供一个可居的生存空间，人所渴望做的第一项工作可能就是认清外部世界的本来面目，明白自己置身何处。但是，面对外部世界空间上的无限性和时间上的绵延性，他想在现象之域获得对世界真理性认识的努力必然会归于失败，因为眼目所及的感性物象的有限和外部世界的无限构成对立，人的感官的单调和自然物象的杂多和繁丰构成了极大的不对称。在这种背景下，人要想凭借自己的感性认识达到对外部世界的掌控看来是不可能的。他能够依托的自身的能力似乎只能是理性。正如中国古人云：“心之官则思”，也即人要想达到让外部世界由杂多走向整一的目的，就必须凭借自身独有的理性能力去从有限推理无限，并为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整理出秩序。 如果说人的理性是使外部世界由无序变为有序的先决条件，那么，人作为上帝“特选”的被放逐者，他的野心决不会就此停止自我扩张的步伐。寻求万物的始基，探索对象世界的终极秘密，这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本质特点，也是人类在向神性的超验世界挺进的过程中注定要背负起的十字架。在这种追根溯源的使命的驱使下，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在实存的世界背后，必然存在着一个作为万物始基的世界本体，它不但是有形世界的创生者，而且是其秩序的建立者和现实命运的主宰者。人类只有达到对这一本体的有效认识和掌握，才可能代替上帝为世界立法，使上帝的伊甸园在人间得到二度复现。当然，在人类对本体的追寻过程中，人的感性的判断力是绝对不可信任的，这不但是因为它只能为人提供一些关于外部世界的破碎的知识，而且因为被感性判断力主宰的人往往会因一些非理性心理因素的困扰，将自己引向充满盲动和谬误的迷途。相反，理性是人心中具有的一种把握绝对的无条件的知识欲求，是一种超越现象世界去把握“自在之物”的能力。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对感性的弃绝、对理性的推崇就必然成为人类试图掌控世界的重要步骤。 由于理性是人类重建世界的最有效的手段，它在东西方文明史，尤其是哲学发展史上也就一直被作为人性高贵的证明来看待，并在西方形成了崇尚理性的漫长传统。正如美国哲学家布兰夏德所言：“对理性的信仰在广泛意义上说，是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决定了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1](P142)这种关于理性至上的共识意味着，盲动的自然生命不值得信任，它只会将人重新拉回到人与兽类混同的蒙昧时代，让动物性生存成为自我存在的惟一方式。同时，人停留在眼目色相之间的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更不可靠，因为它不但在感知世界的过程中充满了错觉，如视错和幻听，而且会成为人进一步洞悉万物背后成因的障碍。 二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人类求取世界真相的艰难历程中，就像人的感觉不可信任一样，理性对世界本然状态的歪曲更是变本加厉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的理性欲求总是否定杂多，追求统一，否定个别，追求共相，并据此求取万物存在的一般状态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事实证明，所谓的“统一”和“共相”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性，在一系列反常规的偶然性提出的挑战面前，逻辑的演绎或现象的归纳最终总表现出人认识世界的巨大局限。这就像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认定“天下乌鸦一般黑”是真理，但一个在田中耕种的农夫可能非常简单地就从黑色的鸦群中发现一只白鸦。这种现实中“异类”事物的存在无疑对理性价值的普遍有效性构成了巨大的颠覆和嘲讽。至于对万物存在运演规律的预测和推论，这一直是理性至上主义者认为最值得自豪的伟大发现，并据此认定世界的历史和未来都在逻辑的自动状态中表现出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和发展的必然性。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往往看到，被人以理性的名义发现的所谓真理性的历史，更多的情况下不过是一种被理性强化的偏见的集合。每种历史哲学都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勾勒了历史规律的真实轮廓，但它们忘了，那本真的历史却只可能有一个。由此看来，我们就不能不认同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并对胡适所讲的“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貌似不负责任的说法表示同情。关于对未来的预测，这也是人的历史理性展示其巨大理论魅力的活动区域，这里既有哲学家为人类炮制的上帝之城或乌托邦梦幻，也有关于“末日的审判”或“千岁之后人人相食”的悲惨预言，而且每种梦幻和预言在逻辑的推演过程中都表现出看似无懈可击的必然性。但历史发展的事实再一次证明，许多以“历史规律”名义出现的未来预言大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正是一系列理性预言破产的过程。这种状况正如20世纪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言：“不存在什么进化规律，而只存在着这些历史事实：植物和动物在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已发生了变化。那种认为规律决定着进化的方向和特点的观念是19世纪的一种典型错误。”[2](P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