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美学智慧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望衡(1944-),男,湖南邵阳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中华文化是最具美学智慧的。它是诗性的文化,具有审美性。它的许多重要命题都通向美学之思。我们可以从“山下有火”、“文明以止”;“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立象以尽意”、“得意忘言”;“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等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推演出中华民族对美的独特理解,即美在文明;美在大化;美在忘象;美在境界等。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3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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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92;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3)02-0001-08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中华文化是最具美学智慧的。它是诗性的文化。说是诗性的,主要指中华文化重感性。重感性不是唯感性,而是哲学思辩往往寓于诗性的语言之中。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老子》其实就是一首美妙的哲理诗;同样,伟大的哲学著作《庄子》同时又是伟大的文学著作。其想象之奇特,用语之恣肆,令人叹为观止。中华文化也是乐感文化,中国人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坚韧不拔地生活着,创造着,乐天,乐地,乐人,乐自然。中华文化的智慧渗透在各个领域,同样,它对审美的理解也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全部精华。我们现试图从中华文化对审美的理解这一角度,谈谈中华文化的美学智慧。

      一、“山下有火”、“文明以止”——美在文明

      文明(civilization)在西方是与城市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词根civil是市民的意思。而中国文化中的“文明”却另有来源。据《周易》贲卦的《彖传》:“贲,亨,柔来则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观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中国文化中最早出现的“文明”概念。细察贲卦卦象,它是由艮卦与离卦构成。上艮下离,艮为山,离为火。这就是“山下有火”的来历。山下有火,何等壮观的景象!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这就是最早的文明。它至少可以说明这样几点:首先,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文明与使用火有关系。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原始人是地球上最早使用火的部族之一。火的使用,是人类进化史上极其重要的事件。火与太阳相联系,太阳——是最大的火球。不仅如此,它还是人类世界最为伟大的光明之源。如果说高悬天空的最为伟大的火球——太阳是天上最为美丽的文饰(天文),那么,山下有火,即人类依傍高山大河,燃起熊熊篝火,或烧烤肉食,或火耕大地,那就是最美丽的人文了。两种景象都是感性的、美丽的,而且联成一体,体现出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观念——天人合一。这种对文明的理解,很明显地体现出了审美的意味。

      从“山下有火”的图景到“文明以止”的赞语,我们联想到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火崇拜、太阳崇拜以及农耕文化、饮食文化的源头。中华民族最早的审美活动及审美观念就产生在这个过程之中。

      文明,顾名思义,它是文与明的组合。明是火,是太阳,火与太阳的形态就是文。推而广之,自然的感性存在都是文,人的创造物也是文。文章是文人锦心绣口的创造,因而它不仅有文,而且有章。章不仅有文,而且有法,号称章法。这样,文章自然就是美的了。做文章如此,做人也如此。孔子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当然“质”要好,即要求具备高尚的品德、超群的智慧,但仅此还不行,还要文。即他的言谈举止、衣着,都要文雅得体。只有两者都具备,且相配合,才称得上君子。

      人要文质彬彬,才是美的人;社会要美善彬彬,才是美的社会。儒家的学说,概而言之,其实就是美善相乐。善是质,美是文。儒家重善,但也不轻美。孔子一方面将美归属于善,善即美;另一方面又将两者区分开来。他认为,《韶乐》既美又善,而《武乐》美则美矣,然未达到善的要求,即未“尽善”。在善与美的关系上,荀子比孔子讲得要好。他提出“美善相乐”,那美善二者不仅缺一不可,而且还能互相促进。如果把善理解成质的话,那美就是文。善的文化(取动词用法)就是美。

      关于善,儒家学说中有两个重要概念,一是“仁”,二是“礼”。“礼”是“仁”的规范化、制度化,也就是“文化”。儒家也看重“乐”,“乐”为艺术,它也是文。“乐”之文与“礼”之文是不一样的。“礼”尽管是“仁”的文化,已经具有一定的审美色彩,但毕竟偏重于发挥伦理、政治的功用,因而“礼”近善;“乐”则有所不同,它虽也具有一定的伦理、政治内涵,但毕竟是隐含的、次要的,其主要功能是娱情悦兴,因而“乐”近美。相对于“礼”来说,“乐”更注重文。荀子《乐论》云:“且声乐之入人也深,共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从善的美化、仁的礼化、礼的乐化这一系列的理论来看,儒家是很重文化的。文化,从广义的宙美来说,它也就是审美化。

      文,在中华文化中,从最高义讲是文化、文明的简称,它代表时代先进的生产力与生活方式。“文”与“野”是相对的概念。野即为野蛮、落后。儒家自孔子始,始终将自己看作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维护者,以“文在兹”的身份批判“野”。春秋时代,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只有鲁国较多地保留了一些周礼,故而处于野蛮之地的吴国派公子季札来鲁国观礼乐。吴公子札观乐时,不断地发出赞美声。这是“野”对“文”的臣服。周公制的礼乐是不是先进文化,那是另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孔子讲“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绝不是标榜落后,主张倒退,在他看来,周公的制礼作乐,就是先进的文化,是社会应该坚持和发展的文化。

      “文”也是与“武”相对的概念。儒家崇文,反对滥用武力。孟子所处时代,较之孔子,更为动乱,中原大地,群雄割据,战火不息。孟子深感战乱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对战争深恶痛绝。他主张统一中国,统一的方式不是凭武力的霸道,而是凭德治的王道。儒家是真诚的人道主义者,“太平盛世”是儒家最高的社会理想,实现太平盛世的唯一道路,则是“为政以德”。以德治国,也就是以善治国,以“文”治国。中华文化的审美意识,就深深地扎根在这种“文”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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