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王国维、梁启超等人胸怀民智启蒙理想，脚踏中西文化，奋力开启了中国美学走向自身现代学术进程的大门。从那时起，中国美学外取欧洲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想学说，兢兢追踪着西方科学——无论以“西学”为体，还是拿“西学”为用，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经验中，“西方”以及对西方理论的认识与运用，始终是现代中国美学家学问视野中的主要资源，是中国美学研究走向现代理论构建过程中的重大知识背景。与此同时，百余年间，中国美学研究又近承汉民族文化的精神旨趣和思想材料，在追摄圣哲先贤之思想余脉、学说内蕴的历程中，以理论的现代构建意向明确标示着“美学中国”继往开来的信念。民族国家的振兴期待，社会文化的重建愿望，民众自觉意识的大声呼唤，大众生活自由幸福的现实设计……所有这一切，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努力之中，激励着几代中国美学家一往情深地周游于美学天空。他们力图依靠美学的力量来理性地框画、引导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新的生命改造与理想生活的希望。巨大的理论激情演绎出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思想蓝图，规划了一个又一个中国美学的现代阐释形式，构筑着“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 学术发展的知识性价值衡量法则无情地揭示出：20世纪中国美学的薪火相传，在一百年的激情燃烧中憧憬着理论的巨大突破，也显明了思想的内在困顿。“美学在中国”因此成为一个有着充分反省意义的学术史话题。 一 简略描述一番20世纪中国美学的“百年风情”，我们可以看到： 1.“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学术胸怀与“拿来主义”的理论态度 这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基本学术路线，也是中国美学现代理论构建思维的基点。 应该说，从王国维开始，用西方美学理论，尤其是近代以来德国古典美学的观念、方法作为诠释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现成材料，乃至于借助西方近代美学理论和概念、方法来重建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大厦，成为20世纪中国美学家的一种基本的“现代”学术姿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叔本华的悲剧美学观用以解读“红楼世界”中悲剧的审美发生与纠葛的直接依据。朱光潜的《诗论》则在中国艺术最典型的写作形态——诗歌方面，得心应手地发挥着近代西方心理主义美学的精辟方法。直至最近的20多年里，在许多关于中国艺术、中国文学，甚至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解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或那样庞大的“西学”身影。不妨这样说，20世纪中国美学的基本态势，就是用西方美学的具体理论、学术方法来表达中国美学家的阐释意愿和理论立场。于是，当这种态势发展到极致，我们也就可以相信，在学术构建意义上，西方美学不仅成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奠基石，而且很大程度上就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砌墙砖”。 认真分析这种美学基本态势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它是同20世纪中国美学家急欲实现美学的现代理论形态的意愿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古典形态的中国美学主要体现为一种在发散性思维引领之下的“诗化”理论，其最典型的呈现方式是以智慧性的、禅悟般的话语来传达非逻辑、非概念思维所能澄明的审美奥妙，那么，这种建筑在古代中国学术特性之上的美学，在整个现代中国学术的理性选择与重建中，便显现了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而这正恰恰与趋近于近代西方学术制度的20世纪中国美学重建理想是相冲突的。因此，借助“西学”成果改造中国美学门庭、实现美学存在形态的现代转换，就成为某种顺应现代学术追求的必然过程和结果。把美学的学术眼光投向西方的天空，不仅仅是出于理论本身的目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20世纪进程中的实践态度和价值准则。 2.植根于美学演进中的“审美本质主义”特征 作为一种坚定的学理精神，一种实质上的文化理想，这种理论上的“审美本质主义”特征既规范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构建，同时也强化着20世纪中国美学家的学术与人生抱负，成为美学衡量自身及评判生活的最基本尺度。 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着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矛盾，即中国美学的现代构建追求不断激化着审美态度、审美理想层面的理论分化。但是，我们再深入一些来看，事实上，这种美学上的“功利”与“超功利”的分化之所以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理论对抗，相反却出现了两种美学观在百多年里长期并驾齐驱，共同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基本理论发展路线的局面，其内在原因就在于：从最基本的文化立足点来说，无论持守激进人生改造意志的美学理想，还是保持相对静观内省立场的各种美学主张，它们实质上都是以“审美”为人生理想的生命活动，以“审美／艺术的自由自觉”为生命意识的最高境界，以“审美化”为社会、文化建设的最后归宿。如果说，美学上的功利主义观念是把“美／艺术”具体落实在人生行动的“崇高”性实践之中，那么，超功利主义美学观则突出强调“美／艺术”的社会和谐功能、人生体验的自由本质。这样，不管20世纪的中国美学呈现怎样的理论分化，在各种美学主张的内部，“审美”一直就是一面不倒的理想大旗。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上面所说的情况，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的内在精神体现，“审美本质主义”在理论上也获得了自己独特的形象。要而言之，在20世纪中国美学内部，这种“审美本质主义”的理论实质在于：第一，通过对美学认识论问题的“本体化”置换，全面突出了审美／艺术的人生认识功能，强调全部人生、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置于这种审美／艺术功能的展开之上。第二，围绕社会、人生的“审美化”改造前景，把对审美／艺术本质的理解定位在人性自由解放、人格美化提升之上，突出美学的人文考察特性。第三，从理性的绝对性上规定了生活与审美／艺术的直接关联，并进一步推及生活本质的展开维度，确定生命活动的价值合理性。第四，以“美”的纯粹性和惟一性来规范艺术存在的本体特征，以审美价值的绝对性来确认艺术活动的合法功能，把美学对艺术问题的哲学把握紧紧系于“美”的先在基础上，进而，美学之于艺术价值的阐释又直接回到了“美是什么”问题的形而上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