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美学的两个概念“历史”与“文化”的批判

作 者:

作者简介:
颜翔林(1960-),男,江苏淮安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后。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原文出处: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怀疑论美学认为,历史与文化不是美的前提,美这个灵性的自由鸟也不会沉默于历史与文化的樊笼之中。美学必须转换的思维是:美必须恢复为历史与文化的逻辑前提,它应该成为后者生成的原因,而不应沦落为受制于后者的悲剧角色。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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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3)01-0026-05

      在传统美学的思想背景里,“历史”与“文化”成为两个互相角逐的图腾,常常变幻为集体无意识的偶像给美学以强大的精神压抑。众多的美学理论信奉这样的先验逻辑:美是历史的产品,属于人类文化活动或符号化活动的结果。而怀疑论美学认为,这恰恰呈现为因果逻辑的颠倒。因此,怀疑论美学否定“美的规律”的命题,因为传统形而上学对“历史规律”的主观设定,相应地决定了“美的规律”的逻辑结果,同时又将美让渡给文化的物质事实。这样,历史与文化就充当了美的监护人和经纪人的角色。这正是传统美学无法使美获得真正的主体性和诗性智慧的原因之一。怀疑论美学力图将美从“历史”与“文化”的阴影里拯救出来,令其得以澄明和出场,恢复其天然的自由和灵性。

      一、走出“历史”的魔圈

      人们对于历史的图腾和崇拜构成了一个近乎集体无意识的魔圈,历史成为主体存在的异己化对象,主宰了人的一切生命活动。于是,主体的诗意存在和审美智慧全部被历史的阴影所遮挡,传统哲学的思维迷津之一,就是制造了一个历史的神话,让人在历史之中丧失自我的历史创造的激情和勇气。怀疑论美学呼吁对历史主义保持理智的警惕,劝导自我必须时时拥有走出历史魔圈的生命冲动。

      a.历史理性 任何生命个体都存在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之中,他无法超越这个既定的魔圈。这客观地构成一种常识性的思维。然而正是这种思维派生出“历史理性”的概念,认为理性统治了世界历史,所以世界历史呈现为必然性的、合乎规律的过程。于是黑格尔为历史预设了一个逻辑前提,那就是无论是精神史还是社会史都表现为理念的发展过程,他正是凭借对理念完整而精致的逻辑推导而构造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对历史的理性主义的理解。那就是历史理性具有一种超越主体力量的宿命论的决定论,由此历史也表现为“神本主义”,它显现上帝的意志或神的力量。这样,存在者的存在就被“历史”所湮没,他所承载的精神的无限可能性就被窒息在外在的“历史”重轭之中。于是,“历史”成为精神存在的“异化”对象,变为压抑主体创造性和审美冲动的负面力量。传统形而上学甚至将“历史”视为一种具有图腾作用和崇拜功能的神秘对象,从而消解了主体存在对于精神文化活动的主导性地位。威廉·德雷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先验想象的产物,即把‘理性统治世界’的所谓的思辨认识引入历史研究,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合逻辑的理性主义的假设,事件的实际过程应该和哲学家的推理相符合。”[1](P152)无疑这种针对先验的虚假意识的“历史理性”的批判呈现出一定的合理内核。在传统哲学的视野里,历史成为“逻各斯”的产物,而人又沦落为历史棋盘上的一粒仅仅按照游戏规则进行游戏活动的棋子,他的主体势能的想象力和创造灵感以及诗意情怀都被“历史”这个黑色的帷幕所笼罩。也许,正是这种“历史”或“历史理性”遮蔽存在者的悲剧,而这一悲剧又符合逻辑地构成了知识与历史的双重悲剧。

      b.历史规律 传统哲学先将历史以一种理性主义的主观逻辑确立下来,接着又将之规定为超越主体精神之外的客观力量,这种力量被称之为“历史规律”。而这种“历史规律”上升为决定存在者意义与价值的超越一切的神秘势能,任何主体只能盲目地听命于历史规律,作为它忠实的仆役而行事,尽管每一个主体的意志对“历史合力”有所贡献,然而也不可能超越历史规律的管束。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里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2](P478-479)

      恩格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必要的理论修补和丰富,提出了“历史合力论”的思想。这一思想尽管和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存在着逻辑的渊源,但是它毕竟赋予历史过程以一种主体存在的权力,个人意志不再被历史完全地被动排斥和面临历史在场的主动缺席,从而确认了主体精神对于历史发展的必要功能。然而,“历史规律”依然作为笼罩于主体存在之上的超然力量,人依然要遵循它客观冰冷的绝对力量而无法逃离它具有神秘的控制势能的魔圈。在知识论哲学看来,“历史”似乎变成了一条神秘的不可破译的咒语,它对每一个生活具体历史时间的存在者发施号令,使其服从自己的意志。而常识也使我们确信,人总是历史的产儿,他在历史中的命运只能是如此:只配被历史规律作为工具或筹码来使用而不可能充当历史规律的主宰者,他在历史中的作用仅仅限于为历史规律寻找对其存在的多样化的证明材料而已。“历史规律”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新的神话,它一方面以逻辑模式筹划出一个“合理”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必然性和目的性将历史事件串联在一个理性化的结构之中;另一方面,“历史规律”在主体与历史之间设置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使人的充盈生命意志的能动性和创造激情被束缚在不可抗衡的历史法则之中。其实,历史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只能是虚假意识的一厢情愿,或者是“历史理性”信奉者的单相思与自恋情结的宣泄。因为历史更多呈现为本能欲望和黑色狂想的悲剧,反映出类似戏剧的偶然性突转和瞬间变化,非理性和不确定性往往更能代表历史的精髓和特征。任何一个作为智慧道德都极其有限的生命个体,既不可能为消逝的历史勾画出合乎逻辑的理性轨迹,更不可能为未来的历史走向预测一个理想和合理的模式。我们只能在历史的流程中凭借心理体验去描述和阐释历史而不可能以完善的逻辑结构去勾画历史的真实的理性图景。所谓“历史规律”仍然是第一哲学对于真理不变性的主观幻想,它依然属于传统认识论的乌托邦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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