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3)02-0108-07 十月革命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李大钊美学思想的发展也与十月革命的影响密切相联。李大钊于1918年以后开始了宣传十月革命的历程，并在思想上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李大钊自从宣传十月革命起由于开始了向马克思主义方向的转变，在一些文章中论及美学时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来进行分析，在美学理论建设和美学诸领域的探索中卓有建树，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先河，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创者。 一、劳动创造美的思想 劳动创造美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大基本观点。李大钊对劳动创造人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1919年3月李大钊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中曾指出： “我却有一个新见解，可是否妥当，我自己还未敢自信。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劳动的人，自然没有苦境跟着他。这个道理，可以由精神的物质的两方面说。劳动为一切物质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劳动的结果。我们凭的几，坐的椅，写字用的纸笔墨砚，乃至吃的米，饮的水，穿的衣，靡有一样不是从劳动中得来。这是很容易晓得的。至于精神的方面，一切苦恼，也可以拿劳动去排除他，解脱他。”[1]（《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pp301-302） “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在李大钊思想中是一个新的观点，至少在宣传十月革命之前还没有，李大钊曾说，他过去曾认为是苦中求乐，“以为人生的趣味就在苦中求乐，受苦是人生本分，我们青年应该练忍苦的本领”[1]（《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p301），以后逐步认识到应该是劳动中求乐，并认为“劳动中求乐”是他的“一个新见解”。由此可见，李大钊关于劳动中求乐的思想是刚刚树立的。李大钊此时论证“劳动中求乐”的思想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来进行的，而不是过去单从精神方面说明的模式，这也表明李大钊的思想正处于转变之中。我们认为，李大钊“劳动中求乐”的思想，从思想渊源上说固然受到托尔斯泰“无劳动则无人生”思想的影响[2]，但从根本上说是直接导源于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十月革命使李大钊对劳动在创造人生中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和深刻的把握。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中曾指出：“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1]（《庶民的胜利》，p240）李大钊称十月革命为庶民的胜利，把建立劳工世界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希望中国人做—个真正的“庶民”，表现了崇尚劳动的理想，这正是从十月革命中所得到的启示。由此我们认为，李大钊的劳动中求乐的思想是十月革命影响的产物，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思想的结晶。 如果我们把李大钊此时的美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进行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李大钊的许多观点与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认为，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的人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劳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马克思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蜂箱里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劳动的想象中已经观念地存在着。”[3]这就是说，人本身具有审美的想象力，但只有经过社会实践活动美才能被展现出来；离开劳动过程，人们就难以达到审美的境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话： “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痴呆。”[4](p54) 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创造了美”这一著名论断，同时也论述了美的异化问题。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创造了美”的观点，是基于实践的观点出发的，承认在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上人的实践活动能够改变世界，因此“劳动创造了美”其基本内涵是在社会生活中人的劳动实践创造了美。马克思所说的美的异化问题，主要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一方面是劳动创造了美，但另一方面由于劳动的异化又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劳动者变成机器”，而失去了美。 李大钊对“劳动创造了美”以及美的异化问题都有涉及。关于“劳动创造了美”，李大钊这样予以表达：“听说北京有位美术家，每日早晨，登城眺望，到了晌午以后，就闭户不出了。人问他什么缘故，他说早晨看见的，不是担菜进城的劳动者，便是携书入校的小学生。就是那推粪的工人，也有一种清白的趣味，可以掩住那粪溺的污秽。因为他们的活动，都是人的活动。他们的生活，都是人的生活。他们大概都是生产者，都能靠着工作发挥人生之美。”[1]（《光明与黑暗》，p294）李大钊在这里表述的正是：劳动者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劳动者的活动是“人的活动”，是工作“发挥人生之美”。“劳动创造了美”的思想得到最为明确的说明。关于美的异化问题，李大钊也是如同马克思一样是在说明“劳动创造了美”的前提下来揭示的。李大钊在提出“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都可由劳动解脱”主张之后，指出：“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譬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得非常的爽快。隆冬的时候，若是坐着洋车出门，把浑身冻得战栗，若是步行走个十里五里，顿觉周身温暖。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但是现在的社会，持尊劳主义的人很少，而且社会的组织不良，少数劳动的人，所得的结果，都被大多数不劳动的人掠夺一空。劳动的人，仍不免有苦痛，仍不免有悲惨，而且最苦痛最悲惨的人，恐怕就是这些劳动的人。”[1]（《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P302）李大钊还说，唐山煤厂的工人“终日在炭坑里作工，面目都成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1]（《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p298）可见李大钊一方面认为劳动创造了美，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社会组织的不良”却使劳动者成为“最苦痛最悲惨的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年才在德国出版，李大钊在1919年当然不可能看到。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李大钊关于劳动创造美以及美的异化问题的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与马克思的观点不谋而合。这突出地反映了李大钊在美学领域中的成功探索，因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