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在谈到中国当代美学的建设时，常常涉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当代转换问题。这个观点是值得重视的，因为我国当代美学在一段时期里，几乎与本民族的传统思想之源割断了，而且与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要求也似乎隔得很远。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传统定位在古代，那实在是某种僵化的民族主义观念的表现。事实是，中国美学的现代转换从晚清就开始萌动了，而从王国维开始创立的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正是我们实现传统美学的当代转换的最切近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这种“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是指20世纪前半期，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大框架中形成的，交融了古代传统美学思想和西方现代美学思想而有所创新的现代美学精神，其核心思想之一是交织了审美独立和心灵启蒙的审美功利主义，这个核心的思想也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美学的现代性特征。这种现代传统既承继了中国古代美学和审美文化的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现代美学思想，既努力创建独立的审美范畴和美学学科，又十分注重对人生和现实社会的关切，因而具有突出的历史特征、本土意义和开放视野，并以此显示出不同于中国古代美学传统和西方现代美学思想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一、美育：审美的感性启蒙意义 进入20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启蒙和救亡”是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两大主题（注：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7-49页。但是，李泽厚认为，启蒙的主要特征是反传统；还认为，“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总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这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然而，在当时绝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心目中，这两大主题并不完全对立，而是处于不同层次的，而且，启蒙是更为基础的工作：启蒙是救亡的思想文化基础和先决条件，而启蒙的目的也无外乎抵御外敌和国富民强。这种思路，按林毓生的说法，源自中国的儒家传统，形成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概括地说，就是“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林毓生具体界说了这种思路：“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种强调必须先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造然后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研究问题的基本设定。”（注：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这种思想文化的改造实际上是一个启蒙的过程，无论是介绍西方思想和学术或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还是通过出书办刊、兴办教育乃至写作小说以传播新学，归根到底都是批判旧思想、旧文化，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启发国人心智，促使国人于愚昧中猛醒。 中国现代美学正是在这种初始的现代思想和学术语境中诞生的，它所面对的问题也是启蒙。但是，选择美学这门偏重于感性的学问，还有其独特的价值。沿着“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思路，美学的价值似乎更切近中国传统的“心的问题”的解决。林毓生曾深入分析了这种思路的思想根源在于传统“心学”。他认为，儒家的思想模式的最主要特征是“强调心的内在的道德功能，或强调心的内在思想经验的功能”，经过宋明理学的发展，形成了经典儒学以后文化的一种偏爱，“那就是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想模式，它强调以基本思想的力量和优先地位来研究道德和政治问题”。他进而指出：辛亥革命前后两代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主要是受到经典儒学以后思想模式的影响（注：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63-74页。）。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蔡元培和朱光潜等美学家不仅接过了这种思想模式，而且还追溯到先秦经典儒学那里，从乐教和诗教引发出作为“心”的内在定性和基础的“情”，而这个命题恰恰是他们的美学范畴。这种对于乐教和诗教传统的发掘直接受到西方审美主义和生命哲学的启示，从而形成了以“情”为本的、关注国人心理本体重建的中国现代美学的基本特征。王国维关注国人的“欲”，蔡元培关注国人的“专己性”，朱光潜关注国人的“人心”，并几乎一致地提出要以“无利害性”的美、审美、艺术来消除国人心中的“私欲”、“物欲”、“利害计较”，显然是延续着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的思想模式，而其传统的立足点，还是先秦儒学的乐教和诗教。 这种以美育来实现思想文化重建的意向既有传统思想的来源，又有西方美学思想的来源，而对中国传统美育思想资源的发掘显然受到西方现代美学的启示，甚至可以说部分地是应用西方现代美学理论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材料进行阐发的结果。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这些西方现代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分别对这三位美学家的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又以王国维、朱光潜受西方现代审美主义影响最深。叔本华、尼采等怀疑理性、反对唯理论、标举直观、主张感性生命优先等思想，为以美育来实现思想文化重建的思路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激烈的反传统倾向有所不同，王国维、蔡元培和朱光潜等美学家尽管有不少关于国民性的针砭，但是并不把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作为启蒙的主要内容，特别是王国维，他的论著里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反传统指向。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所研究的美学相对远离现实斗争和意识形态纷争，而偏向于形而上的哲学，所以他们更关注人生的内在意义和价值，更倾向于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来重建国人的心理本体，因而使得他们的思想更具有建设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心现实的变革和社会的改造，只不过他们主张现实社会的改造要从人的改造做起，而人的改造要从更为内在和基础的情感做起。所以他们都注重以启蒙为最终目的的教育，并倡导作为这种新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美育。即使是竭力主张哲学和艺术独立的王国维，也提出要以艺术来改造国人的生活“嗜好”；即使是反复强调审美超脱的朱光潜，也主张以“谈美”来洗刷人心，从而达到清洁社会的现实目的。这些都同样是延续着“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思路。但是，在这些美学家那里，所谓的“思想文化”重建的问题首先是“人心”的重建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教育而使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信仰等等得到转换，然后才可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就意味着，启蒙的要求往往要通过新型的启蒙教育来实现。只不过他们是从感性层面入手来实现对国人的启蒙目的，正是他们提出美育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