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上学”就是指道理，非先清理这个问题，中国美学的新发展不能有现实的基础。这一现实的基础其实就是说清楚这个题目，即什么是现代中国、什么是现代中国美学以及什么是现代中国美学的形上学批判。因为“现代中国”不仅是中国的一段历史，而且更是一种社会形态；“现代中国美学”不仅是现代中国这段历史和这种社会形态中的美学，而且更是美学这门学科检验自己的普遍性的机会；对现代中国美学的“形上学批判”，实是以现代中国美学的状况为例来清算西方美学的根本错误。 一、现代中国 “现代”本身什么含义也没有，因为总有今天，就总有现代。认真说起来，之所以会分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之类的说法，其实是指社会形态变了（或者为了某种观念性目标以为社会形态变了）。说现代中国，指的是反帝反封建的中国，由于这个反帝反封建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胜利的，因此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也延续着称为现代中国。无论是以新中国成立、还是以改革开放来划出一个“当代”，我认为都是毫无疑义的，因为被叫做当代的那一段时间里（比如直到今天），中国并没有发生像从现代以前转变为现代那种社会形态的根本变化。因此，从反帝反封建到今天、直到可预见的将来的中国都是“现代中国”。 我们这里谈的是美学，当然不用专门去分析中国由现代以前转变为现代是怎么一回事，而是指出这种转变与美学直接相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学是从西方来的，因此就有一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这一背景表明，美学必有其学科的普遍性，否则它就来不到中国，中国也无法接受它。但是，这种来到和接受的状况如何呢？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使其不可能走西方的发展道路，但又无法摆脱西方这个参照。这个情况表明，美学可以来中国，中国也可以接受它，但它却注定要在矛盾中找到自己落下来的位置。美学找到了什么位置呢？这两个问题不仅是我们进一步讨论现代中国美学的前提，而且在极大的程度上、或者说就直接决定了现代中国美学的境况。 说美学是一门学科，是指它作为学问有其专属的性质和领域。中国本来没有美学，不等于没有美，也不是中国古来不研究美。问题只在于，中国研究美的路数和西方不同，甚至对于什么是美的理解也不同，所以作为一门学问（现代才讲学科）也与西方不同。于是，当美学这门学科（经由日本人译成“美学”之后）传到中国来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新东西了。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接受它呢？简单地说，是因为中国以为它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复杂一点说，是世界范围（主要是中西方）文化交换的时候，有的文化借助其他原因取得了强势、也就是被人学习和接受的地位。所谓其他原因，主要是指国力的强盛或进攻姿态，当然这一方也是指西方了。 洋枪洋炮的威力自不必说，于是中国终于发现有更厉害的对手，非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境地。问题在于，西方文化的传统就是进攻型的。也许，西方文化本不如此，但基督教是一个扩张型的宗教，它要布道，立志要所有人都信，而基督教文化经过近千年的主导和统辖的历史，就养成了西方文化的进攻态势。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科技革命本身也是扩张型的，即认为理性和技术的普遍性是所有民族都应该遵从的法则。 这样，一方本性就要扩张，就要传播，就要一律，另一方则以为这些都是文明的、先进的、强大的，于是也愿意接受和仿效，于是美学就不仅来到中国，而且被中国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作为新的和好的东西接受了。其实，从文化角度讲，这种接受并没有什么问题，无非是你交流过来，我觉得好就接受，不好就不要，适合就用，不适合就改造。但是现代中国还有另一个问题，麻烦也就出在这个问题，即是说，中国必定有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形态，所以对西方美学的接受与否以及怎样接受就不能不受社会形态的制约了。这种制约，并不是指多年战争的残酷环境，也不是指和平时期的各种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普遍的偏见。 这个偏见就是从价值为用和道德为善的意义上对科学和民主的认同以及举倡。科学当然有用，民主也不能说不善，但是它们都来自西方，而对中国来讲则成了一个麻烦。中国要科学、民主，是迫于西方扩张、中国挨打局面下的一种启蒙意识和救亡选择，但是，西方的扩张（也就是帝国主义）靠的就是科学和民主，从历史事实来讲更是科学和民主本身的结果。如果没有启蒙运动以后的科学和民主，西方不会突飞猛进地发展，也不会有力量来打中国。然而更重要的是，没有科学和民主，西方根本想不到要四处扩张，也不会把扩张看成是文明演进或拓展的必然方式。因此，科学、民主、扩张（殖民或帝国主义）在西方是三位一体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方法论，而在中国，则必须一分为二：要科学和民主，打倒帝国主义。中西双方都在做天经地义的事，但西方动手早、道理自然、进展顺利，中国则奋起晚、道理自觉、困难重重。这个局面，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在各领域中一方面不得不大讲“接轨”，另一方面又坚持“借鉴”、“批判的吸收”。在这种情况下，美学在现代中国的落实必须克服一个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美学可以在和科学、民主一样好的（和新的、先进的）意义上被接受，但其理论，尤其是其理论根据却必须通过和反帝要求相一致的革命道理的检验和许可，甚至本身就应该具有革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