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是当今美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大的特点是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善于在与当代西方各种思潮的对话中，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并努力去发展它。 一、建立现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 自从1980年代以来，詹姆逊便致力于建立现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他一方面深受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又超越了卢卡奇的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 詹姆逊坚持总体性，主张从社会、历史和文化辩证地考察问题。他自己的思想发展，是以他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中最初阐发的、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辩证批判意识为基础的。他认为，辩证的批判尽管只能使我们实现内部和外部在内在和外在（本质和非本质）、存在和历史之间的一种暂时综合，然而，这是我们通过对自身进行客观的历史评判所得来的综合。在《政治无意识》中，他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在书中，他把“叙事”看作是人类大脑的主要功能或例证。叙事变成了模式，因为正是叙事的形式而不是它的任何特殊内容创造了意义。此外，对历史的叙事也必须进行相同的分析，因为像文学一样，只能通过它的叙事形式才会接近它。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所做的优秀的叙事，是唯一伟大的集体叙事。他指出，它探求了那个不间断的叙事的踪迹。将这一基本历史的被压抑和掩盖着的现实在主题中恢复和实现出来。这样，政治无意识的学说就发现了自己的功能和必要性。政治无意识作为一个中介，提供了不同层次之间、有机的和历史的自我之间进行变换的手段；由此，詹姆逊揭示了自我意识的中介作用，这就是创造意义的过程。因此，对詹姆逊来说，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结束了的故事，而是一个不断延展的故事，它的生命力和未来取决于认识它自己的叙事要素的能力。 詹姆逊不仅建立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并把这一理论运用于文化研究，而且他还十分善于通过把后现代主义文艺与现代主义文艺加以比较研究，揭示它们的重要特点。他在论述后现代主义理论时，自觉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并运用这些基本观点去分析具体的文艺现象，他看到了文艺与社会经济状况之间合乎逻辑的联系；同时他也决不片面地以为经济决定一切，他看到了艺术的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詹姆逊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一如西方其他理论家那样，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功能与它的“描述性”及“批判性”，这从《政治无意识》及其最近几年的论著中均有反映。他曾说过，写作《政治无意识》的基本主题之一就是“……论证马克思主义包容其他的解释方式或系统；或者，用方法论的术语来说，通过将它们的精神活动从根本上历史化，后者的局限总可以克服，它们比较积极的发现也可以保持，这样不仅分析的内容，而且还有方法本身，都会随着分析者被纳入对解释的‘文本’或现象的考虑之中。”（注：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p.47,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詹姆逊所说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是一种广泛的人类精神现象与意识形态的阐释学，包括对文学艺术作品与文学批评作为文本的阐释。这是一种政治的，也是历史主义的阐释，其作为一种“历史化的描述”，是基于把对“过去的”文本的阅读放在离不开“现时的经验”的语境之上，既适于古典，也适于处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批评操作，以及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之“不可解释性”，把“非神秘化(demystification)”转化为“可解释的”。它视“多元化”中的任何一种阐释的背后都有一套理论体系，或“阐释主符码”、“阐释关键”所支持。这可以说是詹姆逊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性”所作的独特的思考与回应。他的这一思考是极有意义的：当世界已进入全面缓和、改良、渐变的时期，新的格局、新的阶级关系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新的现实问题，而理论上对新的问题与要求的阐释，往往正是在实践的新困惑中提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论从生产实践、科学技术与阶级的政治的斗争实践来看，一种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一种“非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是其自身的世界历史命运，是历史带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后期，世界由“冷战—对抗”转向“理解—对话”新形态的表现。自1980年代以来，詹姆逊在对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晚期资本主义历史状况的分析中，把后现代主义既作为一种风格、更作为资本主义第三发展阶段的“文化逻辑”。这种逻辑对于历史就是总体性的反映关系。但他指出，后现代主义不仅是19世纪末社会生活物化的反映，作为对物化的一种反抗，也是一种对日常生活增强和乌托邦之补偿的象征行为。从反映论这个出发点必然导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詹姆逊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著名论述，再加上剩余价值理论，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综合。 二、在与西方当代思潮的对话中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还比较陌生，有关论著的英译本也不多见。1972年，詹姆逊出版了《语言的牢笼：对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一书，该书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框架，在思辨的层次上对结构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观照，说明索绪尔的语言学提出的共时方法和时间与历史现实之间可能发生的各种关系，并以这一理论作为一种模式和比喻在文学批评、人类学及最终在哲学本身所产生的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做了评价。詹姆逊认为，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理由把当时在欧洲流行的结构主义“拒之门外”就等于拒绝把当今语言学中的新发现结合到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去这项任务，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因此他采取了对话的方式，“钻”到这些思潮的内部，对其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当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便得出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较为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即在与西方当代思潮的对话中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这一思路在当时是十分“超前”的。 20世纪初，欧洲语言学和文学研究几乎同时经历了一场反传统的思潮。在语言学中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强调即时和整体的共时语言学对以新语法学派为代表的强调历时和个别的历史语言学的较量；在文学研究中则是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客观主义”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以及历史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批评。詹姆逊认为，这两股思潮的共同特点是，分离内在的东西，使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跟其他领域的研究对象彻底分家。这样语言学应该研究语言系统，文学研究则应以“文学性”为研究对象。陌生化可以说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核心。詹姆逊首先指出：“‘陌生化’作为一个纯形式概念具有三个明显的长处”，它“起到了把文学（即纯文学系统）与任何其他的语言使用形式区别开来的作用，因此，它首先是使文学理论得以建立起来的先决条件。”“但同时它也使文学作品内部得以建立起一种等级。由于艺术作品的最终目的现在已经事先确定，即更新感知，突然间以一种新的眼光、一种新的未曾有过的方式去观察世界，所以作品的各个成分及技法或手法现在都以此为目的分成等级。”“最后，陌生化这个概念在理论上还有三个长处，即它揭示了一种新的文学史观：这并不是唯心主义历史观所持有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无限延续的观念，而是将历史视为一系列的突变，即与过去的一系列断裂，其中每一种新的文学现实都被看成是与上一代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准则的决裂。”（注：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2-43页。）由此，从陌生化这个基本概念产生出一套完整的文学理论，这种理论的建立首先是通过离析出纯文学系统本身，其次是通过建立起存在于这个共时系统中的各种关系的一种模式，最后是通过在对一种共时状态转变到另一种共时状态中所发生的那种变化的分析中所表现出的向历时的返归。詹姆逊在肯定陌生化的某些长处的同时，又批评了它在方法论上的某些致命的缺陷。他认为，只有“业已存在的东西——实物、惯例、一定的单位——才能陌生化”，那么什么是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业已存在”并已为大家所熟悉的东西呢？答案当然是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但因为俄国形式主义者不仅一贯排斥内容，而且总是将一切内容视为形式的投射，所以在他们的论著中从来就说不清陌生化的到底是内容还是形式。他以什克洛夫斯基的有关论述为例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