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3)01-0097-05 一 我在这里参照阿恩海姆、福柯、布尔迪厄等人提出的场域理论，认为孔子美学在言说范围和方式上只存在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两个问题域（论域），一切美学问题都围绕着这两个场域而展开，这造成了美学的伦理化和政治化，缺乏西方美学那种比较纯粹的学理性思考。这就是说，总的来看孔子的美学，它是从孔子的伦理学和政治思想中延伸出来的，又回归到企图解决现实社会中出现的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我把孔子美学名之为“夹缝中的美学”。这意味着在孔子那里，美学发展的空间是受到限制的，美学的学术品格是不独立的，美学的生发机制是外在的。 孔子思想，一言以蔽之，即“仁学”。它以个人德性修养为基点，以“仁”、“礼”为构件，倡导建立一种重情感的人际伦理和重和谐、秩序的政治伦理。这正是孔子伦理学思想的核心和指归。由此亦见，孔子仁学主要就是伦理学；并且，这种伦理学不强调体系化与学理阐述，而表征出显明的实践性格，即注重学说在社会层面的功能运用。孔子美学（包括其艺术理论）就是从伦理学中生发出来的，伦理学的目的即为孔子美学的目的，伦理学的言说方式和问题意识就是美学的言说方式和问题意识。美学的最终归宿亦落实到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企图以美学为批判和改造现实的武器。因之，它就是孔子伦理学的演变，并成为其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分析孔子美学，必须把它放置在伦理学的视野之下，才能看清楚它的实质和此后中国美学主流的特色。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孔子既是文化人、思想家，又是政治理论家和实践者。所以，他的伦理学又包孕政治性衍变的因素，蕴涵大量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政治谋略。譬如，讲究身份差异的“礼”，就是孔子和古代中国政治伦理中的“正当”要素，是政治和社会管理经久不衰的资源。因此，还得从政治学层面来认识孔子美学的政治目的与政治上的实用（或适用）色彩。 至此则可简单地归纳，孔子美学的实质和造成的此后中国美学主流（儒家美学）的突出特色表理为理论的实用性，或者说理论的功利性。一个必须说明的问题是，孔子这种功利性态度和对于理论的实践品格之追求与西方源远流长的社会功利观尤其是承接古希腊而于近代发达的功利主义的精神实质是截然相反的。后者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个体竞争原则为圭臬，肯定个人“私利”的正当性，以此为基础来保证社会“公利”的获得。在我看来，西方的社会结构观是个人组成社会而不是社会辖制个人，个体存在于群体之先，社会是由单个的个体所构成。因此，个人的地位和价值才得以经久地肯定、张显，这是西方式民主观念流行的基础和成果。而孔子学说关注的是“群体”，肯定“社会”对“个人”的优先性。其仁学和美学的实质性目的即为着社会群体的和谐融洽，致力于人际交往原则与社会管理规则的制定，正如余英时所云，孔子思想“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注：余英时：《现代儒学论》第2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葛兆光在论中国古代仪式时也说：“表现于外在仪礼上的原则，其实就是为了整顿人间的秩序。”（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12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实际上说出了孔子思想的主要目的。与西方从物质层面肯定“私利”相比较，孔子主要讲精神上的修身养性（重“仁”），并将个人的修养当成维持社会平衡的手段。就此而言，孔子乃一精神贵族。 从孔子学说的内在逻辑来看他美学的实践品格，这是美学被整合进伦理学与政治学之后的必然的表征；从时代气候来看，则导源于孔子是痛对礼崩乐坏的时局，胸怀重整乾坤的宏愿，才走进他的美学世界的。因此美学不仅直接地成了社会批判武器和一切相关的社会批判武器的归纳性表述，也成为社会改造武器的一个前瞻性和理想化的宣言。这种明显的理论实践品格和现实向度，决定了他和后来的知识界不可能在纯粹思辨的王国进行无功利性的术语操作游戏和理论清理工作。知识者的身份、义务、功绩是在社会现实中倡导一种切切实实的行为，求得一份切切实实的效果。这样的社会干预的热心或者说野心，的确造就了孔子这个空前的思想导师。在知识的完备性、理论的体系化方面，早期中西方无疑表现出公认的巨大差异。诚然，西方人的为学之道，许多也并不是不讲究致用或毫无实际目的，譬如柏拉图的美学理论，就很大部分建立于为奴隶制城邦服务的目的之上，但另一方面，他又接续了为理论而理论的希腊传统，建构起了逻辑谨严的美学体系。也就是说，西方人论美，不仅给出“所以然”，也说明“之所以然”，在西方知识论的立场上，凸显出求“真”的执著。孔子论美，却省略了哲学推演和逻辑分析过程，可以说只有结论，没有推论；其美学不重逻辑性的“知”，只重现实性、实践性的“用”，反映了中国人在实践理性和道德理性上的发达。与西方的求真精神相比较，孔子和中国古人孜孜于求“善”，将道德的、政治的要求置之于美学。以此之故，美学的独立品格没有建立起来。这一点并且成为“五四”以前中国古典美学的明显特色。 二 孔子美学的伦理性和政治性还可以具体地从他的政治情结和中国思想传统来进行考察。孔子政治情结形成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身逢乱世之时怀抱治国平天下的心愿。王室衰微，诸侯混战；礼崩乐坏，纲纪松弛，这成为一种强力刺激，使孔子期待着有所作为，企图回到“行夏之礼，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卫灵公》）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孔子奇特的身世和教育背景是他政治情结形成的另外一个原因。他有遥远的贵族血脉，先祖则为宋国宗室，生地又是鲁国。宋、鲁两地作为保存殷周文化最多的地方，成为了春秋时各诸侯国经常的观礼之处。所以孔子“少好礼”，连做游戏时也喜欢“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八佾》中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子罕》云：“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这表明他俨然以周文化的传承者自任，因而他希望运用改良手法，在损益的基础上恢复周代的礼制：“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