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1-0051-06 从形而上的层面把握存在，便不能忽略审美的维度。美既涉及对象性的规定，又表征着人与对象的关系；存在的审美之维，也相应地既折射了存在的形态，又同时表现为对存在的把握方式。就美与人的关系而言，审美过程以不同方式确证了人自身之“在”的自由本质；作为价值形态，美与真、善相互关联，后者同时从审美之维展示了存在的具体性。 一、美与自由 美与自由的联系，首先体现在审美意识对单纯的感性欲求的超越。正如不少哲学家所指出的，美感不同于快感，快感主要以感官的满足为特点。在快感的层面，人与动物显然较少有实质的区别；当人停留于快感时，他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感性欲求、本能冲动等力量的左右，其行为方式往往无法摆脱与感官、感知相联系的狭隘界域。质言之，基于快感的存在，总是处于被支配、受限制的形态。美感虽然也与感性的存在相联系，但它并不限于感官的、本能的界域；以理性向感性的渗透和审美理想及审美意识的综合形态为背景，美感同时表现为主体精神的升华。《论语·述而》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肉味相应于感官的欲求，不知肉味，意味着通过审美的活动，主体的精神超越感性的欲求而得到升华；乐至于斯，则表明在摆脱物欲的限制后，审美的意识达到了自由之境；而不为感性欲求所限制的这种自由之境，又使主体真正感受到精神的内在愉悦。 感性层面的快感，往往落实于物质层面的满足，并相应地涉及具体的利益关注。康德已有见于此，在分析快感（注：快感(satisfaction in the pleasant)，中译本译为“快适的愉快”，现据英译本做了改动。参见Critique of Judgment,translated by J.H.Bernard,Hafner Publishing Co.1951,p39-43.）的性质时，他曾指出，快感包含着利益兴趣及利害关系[1]（上卷，P42、45）。利益关系或利害关系当然是人存在过程难以回避的问题，但执著或沉溺于利害的考虑和计较，仅仅为利益所驱动和支配，则每每意味着将自身的意识与行为限定于某一方面；以此为生存的方式，人似乎更多地呈现被决定的形态。相形之下，尽管美感的起源并非完全隔绝于功利的活动，但与超越单纯的快感相应，审美的活动已从当下的实际利益计较中摆脱出来，它使主体能够以不受功利意识支配的形式观照对象。在与功利关切保持距离的同时，审美活动也从一个方面使人扬弃了被限定的存在形态。 审美活动通过扬弃感性的冲动与功利的追求而克服存在的被限定性，使之与游戏(play)具有了某种相通性。在美学史上，席勒曾提出美在于游戏说，其中也包含着审美对感性冲动的超越之意。游戏首先意味着从内在与外在的压力中解脱出来，其行为具有非强制的特点。从本来的意义上说，游戏具有非功利的特点，从儿童的娱乐到成人的下棋、打球等休闲活动，都非旨在达到某种功利的目的（注：随着体育的职业化，那些本属于游戏、休闲的活动，似乎越来越成为经营性的项目，就其趋向于功利化而言，它们已失去了游戏的本来意义。）。历史地看，游戏的出现，与劳动时间的变化相系：当人的绝大多数时间都用于维持生存的劳动时，游戏往往很难提到日程；惟有当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到一定的程度，才可能出现具有休闲功能的游戏；在此意义上，游戏意味着人部分地从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与游戏相通，审美活动也具有解放的意义：它表明人在一定程度上从外在的生存压力中解脱出来，获得了某种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并能够在利害关系或利益境遇之外进行自由的活动。席勒在将审美与游戏联系起来的同时，又从摆脱内外强制的角度理解游戏，认为游戏的特点之一在于它是一种自由展开的过程。总之，美的游戏性质，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审美活动的自由特征，后者既在于一定程度地超越维持生存的必要劳动时间的限制，也意味着从功利欲求的狭隘意识中解放出来。黑格尔曾指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2](P147)这里也已注意到审美活动的上述特点。 审美活动的解放意义，也体现于审美与主体能力的关系。杜夫海纳曾对想像力与理解力的关系做了考察：“如果说，在知识判断中，理解力统治着想像力，那么在审美经验中，想像力却是自由的：被感受到的是乃是这两种功能的自由配合，是它们的和谐，而不是它们的等级制约关系。”[3](P147)按其本来特性，想像力具有不受形式化、程序化限定的特点，知性则追求逻辑的秩序；在认知过程，知性无疑占更主导的地位，而作为认知的一个环节，想像力则受到整个认知目标和过程的约束。然而，在审美过程中，对象与目标已不同于认知，知性及逻辑对想像的约束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想像不再被纳入认知的框架。以再现和表现为指向，想像所包含的自由联想等功能，在审美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作用空间。康德曾指出，不要让想像力的自由在它的合规律性中被窒息（注：笔者据英译本对译文做了一些改动，参见Critique of Judgment,translated by J.H.Bernard,Hafner Publishing Co.1951,p201.）“没有自由就没有美的艺术，甚至于可能没有恰当评判所需的个体鉴赏趣味”[1]（上卷，P203-204）。逻辑思维较多地强调合规律性，而过分地侧重于这一方面，则容易限制自由的想像；相对于此，美的创造和审美过程既在某种意义上“解放”了主体的想像能力，也使之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