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2)04-0011-05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条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研究路线。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各自在自己的环境和条件下做着阐释、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美学理论的工作。可惜这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道路由于认识和思维方式的单一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越走越狭窄。直到前苏联的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研究局面才有所突破。另一条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路线，或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学派路线，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在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后来加上美国，掀起了一股“补充”、修正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思想的浪潮。对这两条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路线和方向进行考察研究，应该说是很具有学术意义和学理价值的。 我们先来考察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路线的一些基本情况和特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在欧洲各国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理论家，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位革命导师的学生和战友如拉法格、梅林、卡尔·李卜克内西、蔡特金、卡尔·考茨基等人，他们不仅全身心地投入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而且在斗争中还撰写了大量的文艺评论和许多有关文艺、美学的论著。这些评论和文艺、美学论著，有的是在恩格斯在世时写的，而更多的是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撰写的论著。这些论著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社会现状和现实的文艺现象进行科学合理的论述，并且在与各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和美学思想的斗争交锋中，传播、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应该说，拉法格、梅林等理论家们在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具体化，并运用其科学的方法和观念来评论现实的文艺现象方面，是有开创性的贡献的，而且，他们的理论实践以一种群体性的面貌出现，初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巨大理论威力，也基本奠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及文艺评论的理论风貌。 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考察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史时，对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料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他们不仅在青年时代都收集过民歌、民谣和民间故事等，而且写过有关民间文学的评论。恩格斯认为民间故事书对劳动人民不仅具有娱乐身心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培养人民的道德感，使其“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1](p401)。恩格斯在著名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多次根据荷马史诗中的神话资料来阐述、分析古希腊社会制度的发展演变。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非常重视民间文学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而拉法格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2](p286)，他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到法国文学研究上去的第一个人”[3](p290)，他在1886年发表的长篇论文《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对民间文学的性质（人民性）、特征（集体性、地方性、纯朴性、自由生动性等）和历史价值（真实反映民俗等）进行了深刻的概括和分析，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间文学的理论。拉法格还在对左拉的长篇小说《金钱》的评论中，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具体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美学观念以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并对左拉的创作予以了公允的评价。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第一个对自然主义进行系统评价的学者。恩格斯在1891年4月30日写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认为拉法格是写左拉评论的“最合适的人”[4](p80)，这是革命导师对拉法格的一个中肯评价。又比如，被列宁誉为“不仅是一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5](p363)的弗朗茨·梅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方法，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的启蒙和古典文学遗产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文学进行了辩证全面的分析，尤其是他对莱辛、席勒、海涅等德国伟大文学家的评价，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待文学遗产的科学态度。 另外一个值得后人注意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重要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是普列汉诺夫。在改革开放之前，除了西方古典美学以外，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不多的西方美学理论家之一就是这位普列汉诺夫（当然，还有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别林斯基等）。如果说，拉法格、梅林等人的理论工作主要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化于对现实的文艺现象的评论之中，不以理论的突破见长，那么，与他们相比，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的贡献，就是在美学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尝试着去解决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在一些问题和环节上有一定的开创性和发展。例如，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最早科学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特征，他认为：“……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他在周围现实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并且给予它们以一定的形象的表现。不用说，在极大多数场合下，一个人这样做，目的是在于把他反复想起和反复感到的东西传达给别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6](p4)虽然他的理论分析尚不周全，但他已经抓住了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艺术是用形象表现人的思想和感情的根本环节，这一努力对日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普列汉诺夫做了另一项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他在考察、分析大量原始艺术史料的基础上，第一次批判了艺术起源于动物本性的谬论，指出艺术起源于劳动，科学地回答了艺术起源的重大问题。普列汉诺夫还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艺术的过程中，辩证地认识到，经济因素对艺术发展的决定作用只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的，不能把经济视为唯一影响艺术发展的因素。他指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力量体系”决定、影响着艺术的发展。为了让人们对这个“极其复杂的力量体系”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著名的“五项因素公式”：(1)生产力的状况；(2)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3)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4)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之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5)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7](p195)这5个因素既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又体现了逐步深入具体的层次性。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论述实质上是在恩格斯的有关“中间环节”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晚年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经指出：“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8](p249)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科学原理的一个重要补充。而普列汉诺夫则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进一步发展并且具体化，其论述的最大的理论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心理是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并且对社会心理与艺术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发，既把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在艺术发展这一环节上具体化，也在社会心理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开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之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