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2)10-0026-04 从现存的远古神话看，华夏先民对崇高美的欣赏心理，首先表现为对山的空间之高峻及时间之永久的惊叹与赞颂。华夏先民依山而居，山之洞穴是他们的住所，山中的果实、动物是他们的食物，而山之险峻、巍峨以及亘古不变的永恒，更会在他们心中树起难以磨灭的形象。于是在宗教方面，有山的崇拜，而在创造崇高美形象时，也必定会以高峻、永久的山为对象，古神话所说的、作为“帝之下都”的、“方八百里，高万仞”[1]的昆仑山便是华夏先民在这一心理指导下所创造的早期的崇高美形象。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如果一个东西远超过我们拿来同它比较的所有物象，这个东西便是伟大的”，又说：“至于时间的崇高，那首先是处于周围万物的毁灭与变迁之中，而独能终古如斯、屹然不变的东西。它何时始？何时终？其始其终是这样窈远，渺然不可想见”[2]（第95页）不论是空间还是时间，昆仑山都已具崇高之美，它的“方八百里，高万仞”的极大与极高，以及终古如斯的永恒，是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动植物所无法比拟的。然而，昆仑山的崇高仅仅属于自然界，体现不出“人”、以及作为人之升华的“神”的崇高，因而它，以及与它相类似的，诸如描述日月之崇高、宇宙之崇高、大海之崇高的神话，都不可能成为原始社会崇高美形象的主要形态。 下列二则神话是华夏先民创造的具崇高美的人或神的形象。其一，《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引《河图玉版》曰：“龙伯国人，长三十丈，生万八千岁而死”。其二，《神异经·东南荒经》曰：“东南隅太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妇并高千里，腹围自辅。天初立时，使其夫妻导开百川。懒不用意，谪之，并立东南”。龙伯国人身长三十丈，朴父夫妻更是“并高千里”；龙伯国人生万八千岁而死，而朴父夫妇从天地形成的初始，就已并立于东南。显然，他们都是“时间崇高”与“空间崇高”的艺术形象，其中朴父夫妇的“并高千里”较之昆仑山的“高万仞”，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龙伯国人及朴父夫妇的出现，说明华夏先民对崇高美的欣赏心理，已经从关注大自然的高山、宇宙等，转而关注人类自身，这是华夏先民崇高审美心理的一大飞跃。然而，不论是龙伯国人，还是朴父夫妇，他们都缺少“力的崇高”。龙伯国人虽然身长三十丈，但却不知所为何事，身高千里的朴父夫妇不仅没有“力”的表现，相反，他们对导开百川的“懒不用意”，更是对“力”的蔑视。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早期的人或神的崇高形象是直接参照山之崇高而创造的，而山体乃以静为主，至少在表面上体现不出“力”的崇高，加之早期的华夏先民对人类自身的了解只是表面的、肤浅的，故而出现龙伯国人、朴父夫妇唯有“时间”、“空间”之崇高而无“力之崇高”的缺陷，但这种缺陷在下面所说的神话中已得到克服。 《列子·汤问》说，在渤海之东有五座神山，山与山之间相距七万里，每座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五山浮于海面，常随波“上下往还”，后天帝令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五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庄子·外物篇》云：“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辖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没而下鹜，扬而奋，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列子》中的龙伯国人“举足不盈数步”就能走到相距七万里的五山之间，可见其形体之巨大无比，一只巨鳌就能顶起周旋三万里的神山，足见此鳌之大，而龙伯国人竟能一口气钓起六鳌，合负而趣，这说明，较之《河国玉版》，此处的龙伯国人在崇高美方面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具“空间之崇高”，更有“力之崇高”，试想，如果没有伟大的神力，怎能“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庄子》中的任公子同样也是如此。他蹲在会稽，能伸手投竿至于东海，可见其“空间之崇高”，他所钓之鱼，须用五十头健壮的牛作鱼饵，且“扬而奋，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可见此鱼之大，而任公子却能象一般的垂钓者那样，提起此鱼，可见其“力之崇高”。这两则神话所描述的“其力量远强于与之比较的其他物象”[2]（第80页）的钓六鳌的龙伯国人与钓巨鱼的任公子，显然是华夏先民所创造的新的崇高美形象。较之朴父夫妇及旧的龙伯国人，“时间之崇高”在他们身上已不再被提及。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而且原始人的寿命又比较短，平均不过二三十岁，这种事实，必然使得华夏先民在创造新的崇高美形象时，淡化“时间”，而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空间”，以及新发现的“力”的方面。这种新的崇高美形象的出现，说明华夏先民对人类的自身力量已有初步的认识。就个体而言，原始人的力量比不上大象、虎、豹等，但他们凭着集体的力量，却能制服、猎获这些猛兽，这些胜利，必然使华夏先民兴奋、激动，上述《列子》、《庄子》所载录的表现“力之崇高”的神话就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产生的。然而毋庸讳言，任公子等虽有“力的崇高”，但“力”之使用的目的却极为一般，甚而渺小。《列子》中的龙伯国人的钓鳌不过是为了“灼其骨以数焉”，任公子的钓巨鱼更不知抱何目的，庄子虽然说“自制河以来，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但庄子此说不过是用以说明此鱼之大，以衬托任公子之巨力，绝不意味任公子从投竿之始，就胸怀为民效力的大志，相反，他的垂钓，乃是毫无目的的消磨时光，庄子借此神话，就是为了论证道家的逍遥无为的思想。显然，任公子，以及《列子》中的龙伯国人，虽然已具有“力的崇高”，但这种崇高并不完美，因为他们的“力”，仅仅表现在数量方面，而丝毫不涉及“为了人类”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在盘古、女娲身上才得以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