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早就具备了健全的礼制，至汉代已号称“礼义国”（《汉书·匈奴传上》）。丧礼是中国古代礼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功用是“哀死亡”（《周礼·大宗伯》）。服丧是“哀死亡”的重要方式，古代礼制对与死者各种关系不同的对象分别规定了相应的服丧期限，但这些期限往往并不十分确定，而处于演化变动之中。服丧期限以“三年之丧”为最长，其余都参照它而减，故本文专门讨论“三年之丧”期限的演变。 古代丧礼中，“三年之丧”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礼记》中有一篇专论此事的《三年问》即是明证。之后历代王朝礼仪，几乎无不涉及“三年之丧”，直至清代，仍有“丧礼莫重于三年。使三年之丧而不能明，则无庸读《礼》矣”（毛奇龄《三年制服考》）的极端认识。 “三年之丧”产生甚早，《尚书》中已见记载：“帝（尧）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尧典》）；“（殷高宗）乃或亮阴，三年不言”（《无逸》）。《孟子·万章》甚至还记载了这种礼仪的顶真延续：“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史记》差不多照录了《孟子》这一段，只是“箕山之阴”作“箕山之阳”。就《尧典》“如丧考妣”而言，对于父母的“三年之丧”似产生于前，而国人对君主的“三年之丧”，乃由对父母的丧仪推而及之。凡父母亡故，都须行“三年之丧”的礼仪：“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礼记·中庸》）；“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孟子·滕文公》）。这种礼仪的实施者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至于国人对君主行“三年之丧”礼仪，似是由君主乃民之父母的观念而生，后世所谓“国丧”亦当是受此远古遗风的影响。 “丧礼莫重于三年”，渊源有自，其在古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毋庸置疑。也许正因为如此，每个社会成员都受其约束，反倒产生诸多理解上的分歧，而期限上的分歧尤显突出。本文即试就其期限略抒管见。 一 “三年之丧”是开始对服丧期限有所规定的丧礼，因为在此之前，“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周易·系辞下》）。“丧期无数”的不规定期限，较之“三年之丧”，自然是处于简陋而原始的阶段。宋代俞琰《周易集说》云：“丧期无数，谓哀尽则止，未有三年之制也。”然而，“丧期无数”的时代，似乎尚不属于最原始的阶段，《周易》这段话下孔颖达疏云：“若极远者，则云上古；其次远者，则直云古。则‘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确在穴居结绳之后。”认为它总还是摆脱了穴居结绳状态之后的文明（尽管是早期初级文明）产物。至于上古更原始的丧制，孔疏虽未言及，却可以从《墨子·节葬》篇以下叙述中窥及一二：“越之东有輆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居处’”；“楚之南有炎（啖）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墨子在搜罗节葬论据的同时，无意之中录存了较《周易》所载更为原始的丧制。那些尚处于食人阶段的人类群体，其“曰鬼妻不可与居处”。不过是推诿赡养长辈责任的借口，“鬼妻”祖母尚弃之不顾，已成鬼的祖父葬事草率，可想而知；朽肉埋骨，目的自然是简便省事；“聚柴薪而焚之”，一把火彻底干净，大约断不会如现代文明社会保存骨灰以志永怀的。而《墨子》又称上述均被认为是“孝子”之行，似乎也是事实，原始初民的心态，本不便以文明社会标准目之。越之东、楚之南、秦之西，都处于当时疆土的边极，那里实行着更为原始的丧制，当与孔疏所云的上古时期相去不远。 “三年之丧”所具有的相当高度文明的性质，体现在它对丧期时限的规定（“三年”）。有了这一规定，便取消了随意性，而对社会成员有所约束。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往往与随意性的逐步消失和约束力的逐步增长相伴，这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尽管“三年之丧”是规定了期限的丧制，但其期限规定并不明确。由于《尚书》文辞简约，未及细节，亦未见有丧期起讫点记载的实例，或许当时的丧期众所周知，毋庸赘言，而时过境迁，众所周知变为无人得知，后人眼前便出现一片模糊。在这里，《尚书》的简约只节省了极有限的笔墨，却引出了后来数千年关于丧期的无休止论争。 “三年”是不是整三年（三十六个月）？有人认为是。不过，此说出现很晚，而且其根据是间接推理。《汉书·文帝纪》载，汉文帝遗诏革除“三年之丧”，规定“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凡三十六日终丧释服。应劭释此规定为：“凡三十六日而释服，此以日易月也。”即认为文帝遗诏是用一日代替一月，则原来“三年之丧”期限当为三十六个月，也就是整三年。应劭此说遭到晋灼的驳斥：“此丧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创而为之，非有取于周礼也，何为以日易月乎？”（应、晋之说均见《汉书》颜师古注引）文帝遗诏原意是要革除“三年之丧”，并未言及以日易月，而且先秦典籍多有载“三年之丧”为二十五月者（详下文），应劭恐是已有“三年”即整三年的理解而作出先入为主的解释，晋灼的驳斥是有道理的。 “三年”不是整三年，首先因为古代计算时间往往是首尾兼容的。《尚书》即有其例： 三月，惟丙午胐，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召诰》）。除两“翼日”外，上引以干支推算计日之数，皆首尾兼容。卜辞亦然，例多不赘。 计日如此，计年亦然： 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左传·桓公二年》）。宋穆公卒于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殇公即位，至鲁桓公二年（公元前711）卒，“十年”恰是首尾兼容。若以“十年”或为举其成数，则尚有他例： 晋侯（重耳）在外十九年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于鲁僖公五年奔狄，二十三年返国，首尾兼计正是“十九年”。 晋侯以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晋侯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左传·襄公九年》）沙随之会在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至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也恰好是首尾“十二年”。晋侯所说的“十二年”，是指年龄，沿用至今的虚龄，就是这样首尾兼数的。但是，他所说的“一星终”，是指岁星（木星）一周天的时间，而古人一般是以十二整年为一终（现代观测木星绕太阳一周时间为11.86年），这就混淆而误解了。也许正是为了避免这类混淆，古人专门另取一字“朞”表示一整年（《尧典》“朞三百六旬有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