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3)04-0037-03 20世纪已成为历史。回眸20世纪的文学更是让人心潮起伏，感慨万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无数光照文坛的星座正失去昨日的光耀，也许不少曾洛阳纸贵的作品正变成历史的陈迹，也许几多文坛论争、文苑遗事、文人佳话已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但是，历史是不会中断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依然将三个能称为世纪性的疑难问题留给了21世纪，这就是： 文学语言的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的关系。 审美风格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 创作态度的为着人生与为着自我的关系。 与其说是历史的有幸，不如说是文学的有幸。毛泽东这位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在扭转中国历史乾坤的同时，也开创出了文坛的一代风气。在他光辉战斗的一生中，写下了不少旧体诗词，至80年代为止，共公开发表50首，数量虽不多，却佳作纷呈，其中不少堪称词坛扛鼎之作，诗坛千古名篇，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艺术经典。他以他独特的创作实践和深刻的文艺思想，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大难题进行了一次较为成功的破解，并给我们在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怎样形成新时代的民族风格、怎样评价创作主体的创作思想诸方面，无不以洞幽烛微式的深刻启迪。 一、在文学语言上，把握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的分寸感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毛泽东诗词的成功，与诗人驾驭语言的功力和创造艺术语言的匠心是密不可分的，更在于他对文学语言的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分寸感的把握上。众所周知，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是从《诗经》开始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一脉源流，而新文学与旧文学表现出来的最大差别也恐怕在于文学的语言吧。于是在如何处理文言和白话的问题上，酿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场论争。不论是林纾、吴宓、梅光迪，还是章士钊、汪懋祖都用文言文的所谓“剀切简明”来攻击白话文“不成文理，味同嚼蜡”，文言与白话真的就是形同水火吗！毛泽东的诗词采取的是古典的形式，其语言当然属于“文言文”范畴，然而他不但能古为今用，化古为今，更能亦古亦今，古今结合；既闪烁着文言文典雅、华贵的豪光，又流淌着白话文自然、清新的生机，既保持了古典诗词的原汁原味，又溶进了现代语言的灵动自然。总之，这种传统中有求新变异，创新中又不离经叛道，是毛泽东诗词在语言形式上的最大特征。 毛泽东诗词在遣词用字上极其精当，他诗词中炼字的例子，俯拾皆是，如《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其中的“飞”、“变”、“立”、“截”、“出”，通俗易懂，鲜明生动；又如“飞”字多次被用入毛泽东诗词中，“浪遏飞舟”、“飞起玉龙三百万”、“一桥飞架南北”、“泪飞顿作倾盆雨”、“乱云飞渡仍从容”、“记得当年草上飞”等，一字之妙，境界全出。为了追求炼字的艺术效果，毛泽东不时大胆挣脱传统的束缚，显示出崭新的面貌，如《清平乐·蒋桂战争》中的“直下龙岩上杭”中的“下”依词谱应押平声，如改为“攻”，虽合平仄，但无法展示上句“红旗跃过汀江”红军所向披靡的气势。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诗词语言的运用上，依古而不泥古，在古典语言的形式限制里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怀意志。戴着“镣铐”，却跳出了如此美妙的舞蹈。 毛泽东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反映现代生活的内容，他的创作实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紧密联系。所以，他的诗词采用了许多反映革命斗争实践的语言和人民群众生活的语言，如“红军”、“炮声”、“战地”、“春风”、“青山”、“三家条约”、“土豆烧牛肉”、“不爱红装爱武装”、“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甚至直接将老百姓的口头语言引用入诗词，更觉亲切而风趣，“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前头捉了张辉瓒”、“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特别是他擅长将人们熟知的事物和新鲜活泼的口语入诗入词，“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战地黄花分外香”、“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以通晓的语言书写常见的事物，以浅显的方式传达深刻的事理。毛泽东就是如此地化腐朽为神奇，化艰深为通畅，化古典的诗词格律为现代的佳词丽句，对文学语言的继承与创新，对诗歌发展的内容和形式，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今天和明天，无不具有深刻的启迪和参照的范本意义，这一切难道不应归功于他对文学语言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的分寸感的高超把握吗。 二、在审美风格上，把握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度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我国古代文艺的两大创作方法，毛泽东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于1958年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二者的结合具有两点开创性的意义，一是，通过他的诗词创作实践和理论总结使二者不仅具有创作方法上的典范价值，而且有着审美风格上的全新意义，因为一定的创作方法只有上升到审美风格，才具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反之，一定的审美风格也必须体现到创作方法上，才不至于空泛而不实在，并且从古至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还未能上升到审美风格学的高度，只有毛泽东的诗词才第一次体现了这二者的完美结合。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团体林立，流派纷呈，其中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影响最为巨大和深远。形成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种审美风格源远流长，然而二水分流。毛泽东以他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超人气魄，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进行了一次亘古未有的历史性融合，其结合的交点，既不是古代文人的风花雪月、羁旅愁思，也不是当今作家的生活阅历和个人体验，而是威武雄壮的人民战争和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 不论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换了人间”，还是“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只争朝夕”，毛泽东都是诗情似岩浆奔涌于胸中，诗作如火山爆发于笔端，既有现实主义的佳作，又有浪漫主义的精品，更多的则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绝唱。纵览毛泽东的诗词，这种“两结合”有如下几点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