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75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8-1666(2003)01-0088-04 一 湖湘文化孕育的近代湖南人才群 湖南是美丽的“芙蓉国”，在这块土地上孕育了湖湘文化。“湖”指洞庭湖，湖南位于洞庭之南；“湘”指湘江，它纵贯湖南全境。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千古绝唱——《离骚》就诞生在这里，从贾谊的《吊屈原赋》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从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到南宋胡安国、胡宏父子，酝酿了湖南的文化氛围。尤其是胡氏父子“避乱荆门”、讲学南岳，“卒开湖湘之学统”[1](2)。随后，胡宏的弟子张械继续讲学于长沙岳麓书院，形成了最初的“湖湘学派”。从此，湖南人发挥“穷研哲理”的精神，构成了“穷究天人”的哲学思辨传统和瑰丽奇伟的文学艺术特色。 南宋以后，湖湘精英在抗元斗争中大多壮烈牺牲，湖湘文化遭到空前摧残，湖南思想界寂寥了几百年。直到明末，曾求学于岳麓书院的王船山在反清失败后隐居著述，创立了空前博大的辩证法思想体系，湖湘文化才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早期湖湘文化重视“力行”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1](254)的知行统一观，深刻地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他反对“天命”、主张“造命”、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近代中国，特别是对近代湖南救亡图强的伟大政治变革，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并深刻地影响和培育出近代湖南成群的人才。 近代湖南人才雀起，形成了人才群体，学术界习惯地以咸丰年间曾国藩练湘军作为湖南人才群兴起的标志。实际上，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倡导经世致用，推行兴利除弊，就已形成了近代湖南的第一个人才群体，其后才是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洋务派为代表的湘军人才群体，再后又有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代表的维新人才群体，辛亥革命时期还产生了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为代表的辛亥革命人才群体。在经过了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等一代教育家承前启后的教诲之后，更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现代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就对青年毛泽东成长的影响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底蕴，而湖湘文化是毛泽东思想成长中影响最直接的因素。 近代湖南产生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通过其著作和思想，“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的正编中，共收录毛泽东的文章、书信、诗词151篇。其中，引用了曾国藩语录及提到曾国藩的共计21篇，约占总篇数的14%，引用以及提到梁启超的共计13篇，约占总篇数的9%，引用以及提到黄兴、蔡锷的分别为2篇，约占总篇数的1.3%。在《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录的37封信中，有25封是给湖南一师的老师或同学的，占信件总数的68%。其中，有6封是黎锦熙的，占信件总数的16%。另有《讲堂录》，本身就是一师的老师影响毛泽东的直接见证。其中，有9次录下曾国藩及其言论，2次录下梁启超及其言论。还有《批注》，这是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下读得最仔细的书，所作的批注也有4次引用曾国藩的言论，2次提到梁启超。由此可见，湘军人才群对毛泽东的影响首当其冲。梁启超虽不是湘籍学者，但他担任过湖南“时务学堂”的主讲，且是曾国藩的热情崇拜者和宣传者。在他手订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就强调用曾国藩的思想言行来教育学生，认为必须以曾国藩为榜样来实现“新民”救国。梁启超这种大力推崇曾国藩的行为，客观上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也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杨昌济、黎锦熙为代表的一师教师群体，承担了“育天下英才”之责，也着实培养了像毛泽东、蔡和森等经天纬地的栋梁之才。 二 湘军人才群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了解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进入湖南一师后，他在杨昌济的辅导下，带着虔敬的心情精心地研习过曾国藩的生平和著作，写过不少批语和笔记。如在《讲堂录》中所写的“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2](581)，就是曾国藩的一条语录。他还记下了《圣哲画像记》中的32人，以及曾国藩所倡导的“八本”，即“读书以训诂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2](593)，他当时把这些都奉为信条。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更称赞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尽抢四部精要”“孕群籍而褒万有”，读此书以通经史子集，可“察其曲以知其全”“知其微以会其通”“守其中而得其大”“施于内而遍于外”[2](25)，故看作“国学津梁”。 基于这种认识，当他把曾国藩与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等人进行比较时，便断言：独有曾国藩抓住了“大本大源”。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2](85)在《讲堂录》中，他这样记载：“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2](591)这些，不仅对他当时的哲学思想以及读书、治学、处事、为人等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他后来军事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认为：曾国藩既有深厚的学问基础，又有“完满无缺”的军事指挥才能；既能抓住“大本大源”陶铸人心、转移世风，又善于治军打仗。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在这两个方面的建树都进行了认真研究，并铭刻于心。20世纪30年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曾以此指责毛泽东：“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把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略，更有好些好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3](64)，这正好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对包括曾国藩在内的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左宗棠与曾国藩并称为晚清的中兴名臣，毛泽东认为左宗棠是经世济民之才，在他的身上同样体现了湖湘学者重实践、倡力行的精神。例如，左宗棠提出“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4](409)这种严格的自身修养，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冥思苦想，而是密切联系社会实际。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正是受此影响，主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社会这本“无字天书”。1917年暑假，他与同学肖子升徒步考察长沙、安乡、安化、益阳、沅江等5县，与罗章龙等人游历了船山家乡衡阳等地，还到同学家乡浏阳县文家市进行了社会调查。左宗棠自幼年刻苦读书，“稍长，工为壮语，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5](5)，一生研求“中国自强之策”[5](113)“日夜思所以自强”[5](343)。年近古稀，仍“头白临边”[5](306)引边荒艰巨为己任“[5](315)，远征新疆，誓与沙俄侵略者血战到底。这种自强不息的斗争意志、吃苦耐劳的“霸蛮”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