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3)04-0074-06 毛泽东通晓中国历史文化，深谙中国社会状况：他青年时接触西方文化，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实际灵活地结合起来，并能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化成连村野百姓都喜闻乐见的、民族化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形式，这是那些言必称共产国际、照搬苏俄教条的“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们所远远不能比拟的；他上承程、朱理学，下继他最崇敬的伦理学、修身课的老师杨昌济，津津乐道于贯通宇宙的大本大源和“心力”之学，并以为“探讨所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中国文化的深层影响及西方文化的审慎选择，恋农情节及文化大众化的执着追求，还有大本大源的穷究及个人意志的极力张扬，就构成了毛泽东文化性格的三个最主导的方面。 一 传统与西学的审慎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形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读书很广，经常是手不释卷。有两类书是他最为偏爱的，一类是西方的马列主义著作，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这二者构成了他文化选择的两大源头。进一层地说，他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能不说深厚，但相形之下，他对中国文化似乎更为熟稔。因此在制定政策方面，在表达社会发展方面提出的文化依据，他很少用抽象的马列主义理论，更少有西方文化思路，常见的是中国历史所提供的种种思想和事实。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从实践探索战争规律，主要是以传统的军事文化为依据和参照，因此为当时一些教条主义者所嘲讽。说他在军事指挥上“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把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说他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治兵格言》作为兵法之宝”。他们甚至武断地认为：“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1]。 解放战争初期，在谈到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时我们所应采取的立场、态度时，毛泽东说：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了，我让一下。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可见民族传统的政治艺术和道德智慧，是多么深深地沉淀在他的思维方式之中，以至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旨趣盎然。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与“新学”的接触中，他的思想有过两次飞跃：第一次是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第二次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严复和梁启超作为两位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不单是物质成果方面（即洋务派所说的“船坚炮利”），而且还表现在产生这些物质成果的生气勃勃的思想价值观念方面，诸如竞争进步、个性解放、征服自然、注重科学等等。恰恰这些正是造成了中国经济贫困和政治落后的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东西，所以传统的中国信仰和价值观念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必须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新的救国之道。正是这种信息影响了整整下一代知识分子，并使他们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毛泽东在1912年秋至1913年春，寄居长沙新安巷的湘乡试馆期间，每天坚持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读书。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穆勒的《名学》等等，他都一一认真读过。正如他后来同斯诺谈话时所说的：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从内容到文体颇感新鲜，并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五四”运动中，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达四百多种，大多宣称以介绍新思潮，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办刊旨趣，其中自然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最。青年毛泽东特别推崇陈独秀，直至1942年3月30日在为中央学习组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仍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改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没有新文化的传播，就没有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实践。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与传统相似相通的思想。诸如儒家“入世”与实践的观点，传统的“大同”、“均贫富”理想与共产主义思想，始于《周易》的阴阳二元论与唯物辩证法，“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观点，还有“逼上梁山”与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等等。 在文化渊源上，毛泽东是一位既具有深厚传统又颇为开放的人物。我们既不能因为在他的言行、思想中充斥着大量的传统思想、情感、智慧，而认为他无条件地接受了中国文化遗产；又不能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终身信仰（晚年甚至是教条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而认为他是一个背弃或轻视传统的人物。在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因素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基本上是位二元并行论者。他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而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正是这一看法，决定了青年毛泽东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妄自菲薄的抛弃的态度[2]。所以他在1913年的《讲堂录》中说：“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之本。则二者各有所偏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