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中共历史上不断引起关注、思考和争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课题，也是中国现代不可绕开的现实问题，而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的思想认识，无疑是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全面完整地研究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分析探讨这一思想理论的发展演变及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对于今天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吸收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加速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程中，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否定到基本肯定，再到彻底否定，亦即从主张消灭到主张 “广大的发展”，再到主张彻底消灭的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一历程，可从三个阶段来认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对马克思“消灭私有制”的简单理解，导致对中国革命目的、对象及革命性质认识的模糊、混乱甚至错误。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主张。（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这种把资产阶级当成革命对象，主张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到党的二大时有了改变，二大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极具创造性地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而代表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是一个动摇不定的阶级。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阵营，致使党内许多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认为，资产阶级已成为革命的阻力，“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方才能够进行到底。”（注：《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左”倾错误不仅主张反帝反封建，还要反资本主义，甚至提出“没收中国资产阶级工厂”的激进政策。这一政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此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和策略的转变，鼓励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方针得到切实实行，而且在政治上承认工商业资本家享有公民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基于对这个问题长期的研究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议》、《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及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反复深入地阐明了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长期存在，并鼓励其有利于国计民生部分的广大发展的思想。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强调：“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毛泽东批评说：“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2-323页。）但是，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已开始比较多地强调“节制”和“限制”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他还指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页。） （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基本上延续了40年代对资本主义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思想主张。1950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有利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戒备和警惕，随着政权的稳固和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也在逐渐提高。195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这可以视为毛泽东改变新民主主义设想和对资本主义政策的一个信号。1953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反而批评那些不主张立即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同志：“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不久，中共中央公布了由毛泽东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10月，毛泽东提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8-199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仅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便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匆匆完成了三大改造。由于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过于彻底，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很快出现了吃饭难、穿衣难、行路难的问题。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对彻底消灭资本主义问题不能不有所反思。1956年底，毛泽东在约见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讲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