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3)02-0036-05 70年代末，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关于毛泽东邓小平的比较研究在国外就开始出现。这些研究既比较毛泽东邓小平个人品质和风格上的异同，又特别比较他们领导中国建设的不同思路和作法，其涉及的方面和提出的观点是比较多的。他们的许多所谓的“客观观点”虽然我们并不能接受，但其开展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和一些认识，却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毛泽东邓小平个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的认识。为此，本文主要对国外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的相关问题做一概述，并特别指出这种“比较研究”的特点和价值所在。 一、研究概况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虽已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和命题，但那时国内还没有形成关于邓小平的思想或理论的一个专门的说法。那时研究邓小平的思想或理论，都是作为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丰富和发展来看待的[l](P180)。邓小平也清楚地表达过这个思想。其实，如俄国远东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室主任В·Я·波尔加科夫曾经指出的那样，把邓小平与毛泽东作比较，好像是国外研究邓小平或中国领导人经济政策的文章的“必用方法”。他认为这种比较是很自然的，因为历史进程本身提示要这样做。 （一）国外先于国内开展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 1978年，日本学者和田武司与田中信一合著的《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是国外研究邓小平的奠基之作。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及与麦克法夸尔合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等，虽然只是部分地涉及和初步地研究了邓小平的思想，但其中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最早的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 1981年，日本斐阁书社出版了小林弘二的《现代中国的历史》一书，作者在结束语“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中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代表了“两个时代”，而且这“两个时代”是个180度的大转变。他对“两个时代”出现的背景做了这样的比较分析：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目标已经相反，在邓小平看来，与其继续革命即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如首先发展生产力；必须用“解放思想”去代替“左”倾错误，并要使意识形态具有灵活性，从而通过“物质文明带来精神文明”。在作者看来，这与一贯强调思想意识优先和“主观能动性”的毛泽东的价值观不同。而且，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大胆运用市场机制和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来实行经济开放政策。总之，作者认为，邓小平关于解决新问题不能到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寻找答案的观点是正确的。应当说，在80年代初就能有这样深刻的判断，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比较研究。 （二）国外的比较研究与时俱进、成果显著 毛泽东研究热在国外告一段落后，一部分学者转入邓小平，特别是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国建设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比较研究领域。国外为了“能够在整体上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做出新阐述”，对90年代出现的新材料、新成果继续加以分析，使得这种比较已延续到第三、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中，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客观上存在的可比性又为比较研究创造了条件。美国学者李诚在《江泽民的继承人：中国第四代领导层的崛起》一文中就认为，江泽民权力交接方式与毛邓一、二代很不相同。这一代将不可能像老一辈那样，靠战争结成的友谊来维系关系。这代人的凝聚力不会像以往几代领导人形成核心，但他们会以更自由、更宽泛的方式管理国家[2]。 日本学术界比较早地进行了比较研究的“调整”。在对中国研究的“思想史范式”时期，日本学术界有一种从中国现代史向革命史、中共党史以及毛泽东思想史演化倾向，而中国内部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使日本的这种倾向受到顿挫，那些有着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专业背景的学者便以此为契机，摸索从“政治结构”的角度来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新路径。 美国历史学家哈里·哈丁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变化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战略和环境问题上所处的重要地位，迫切要求美国或作为美国社会整体，尽可能地得到有关中国最客观、最全面、最准确的知识。因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应该在未来付出更大的精力，去面对更为广泛的美国公众。实际上，这种变化预示着“比较研究”的重心转移和“调整”。国外学者把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视察与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南方视察进行比较，认为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国际国内形势都在经历一些较大变化，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有分歧，两个人都在考虑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并且都试图运用他们的个人魅力去施加影响等。美国学者沈大伟从邓小平的权力基础和领导方式的角度，把邓小平南方视察作为一个政治现象进行研究。和毛一样，邓认为最有力的武器便是自己的威望，于是通过参观深圳和珠海特区这样的方式来重新获得对改革议程表的主动权[4](P475-476)。 总之，从国外毛邓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初步做这样的判断： 第一，近十多年来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关于中共党史、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的整体状况是：大部头著作有所减少，一般性、实效性强的论著相对增多；而且研究成果的总体数量也稍逊于80年代，但这并不表明国外对毛泽东邓小平的研究失去了兴趣，而是表明研究程度的加深和研究范围的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