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3)02-0018-03 按照一定的标准或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属性将社会成员分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这个过程和由此引起的结果就是社会分层。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可有两种理解“一是视其为客观过程的界定，即认为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由于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不同而呈现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现象和过程；二是视其为主观方法的界定，即认为社会分层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方法”。[1]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毛泽东的主观社会分层，其中涉及到他对中国社会进行分层的目的、标准、理论依据、特征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一、毛泽东社会分层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中，历来重视用阶级分析法对中国各阶级或阶层进行分析，即依据一定的标准将中国社会成员划分成高低有别的几大阶级或阶层。所以，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分层理论。 在社会分层理论体系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理论派别，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韦伯为代表的西方阶层理论。前者主要以生产关系作为划分社会阶级的基础，后者以“财富、权力、声望”等因素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毛泽东的社会分层思想就是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于是否占有并控制生产资料，因此，占有并控制生产资料的集团就构成统治阶级，而没有生产资料的集团就构成从属阶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剥削关系。”[2]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显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划分标准。他在分析农村阶级时将农村社会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五个阶层，地主是“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阶层；[3](P127)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3](P128)“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3](P127)“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3](P128)“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整个中国社会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同样是依据各阶层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划分的。毛泽东不仅在划分阶层的标准上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分层理论，而且其阶级划分的目的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 二、毛泽东社会分层的特征（解放前后的对比） 毛泽东可以说是对中国社会进行社会分层的第一人，他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结合中国社会实际进行社会分层。毛泽东解放前后的社会分层，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从经济分层趋向态度分层 就分层标准而言，毛泽东的社会分层是从经济分层趋向态度分层。 在对中国社会进行分层的初期，毛泽东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还处在摸索阶段。他那时是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中的经济标准来进行划分的。在他1925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将中国社会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五大阶级。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他是依据经济地位的高低来划分的。对各个阶级的内部分层，同样是依据财富的多寡来确定。他将小资产阶级分成上中下三个阶层。“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的……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先是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水平下降了。”[3](P5-6)对于各个阶级的态度分层，主要根据就是经济地位，他认为经济地位与对革命的态度反相关，经济地位越高，越反对革命，经济地位越低越赞成革命，所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3](P9)在这个时期，是经济分层决定政治分层。但是中国社会不是马克思所言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革命也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不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而将马克思的经济分层理论生搬硬套，必然不利于革命。因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后，随着革命对象的转移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为了尽最大的力量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以战胜比较强大的敌人，毛泽东淡化了经济分层，更注重态度分层和政治分层。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达到目的，一是调整经济分层标准，以改变可利用阶层对革命的态度；二是调整政治分层标准，以便将可以联合的一切阶层纳入革命阵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规定“一至十亩的为贫农，十亩至三十亩的为中农，三十亩至五十亩的为富农，五十亩至一百亩为中小地主，一百亩以上为大地主”。[4](P187)到土地革命期间，毛泽东改变了以前的量化标准，而以劳动与否、是否存在剥削关系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他在1931年4月提出：“富农标准要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帐或借帐的人，还是列入中农……”，[5]通过对经济分层的调整，缩小了打击面，从而使一部分人转而支持革命，进而改变农村社会的态度分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他在阐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时进一步指出：“这个政府的范围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3](P156)过去的革命对象，成了民族革命的联合对象。通过对他们政治分层的调整，来改变可联合力量对革命的态度。这又是一个成功典例。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态度分层，因为社会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关系到革命群体力量的强弱，而革命力量的强弱又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所以，他当时的分层思想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的。但是，解放后，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会整体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经济结构趋于同质化。这时候应该以经济发展作为主要任务。但毛泽东继续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这时期以经济地位作为分层标准已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私有财产基本上被改造成全民所有、集体所有。所以这个时期社会分层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就是态度标准，即依据对方针路线的态度分出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反动派”“反革命分子”等等。综观毛泽东解放前后的社会分层思想，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条轨迹；由重视经济分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经济分层与态度分层二者兼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只重视态度分层（解放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