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挥，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同时它又继承了中国文化和哲学遗产的精华。长时间以来，大家在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多是把研究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前提，从而探求和体察毛泽东同志是怎样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这无疑是基本的，十分必要的；但是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怎样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和哲学遗产的这个方面，却往往被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欠。应该说，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做出独特的贡献，正是同他善于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继承中国的哲学遗产结合起来分不开的。本文试就这方面的问题，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思维特征看对我国传统哲学的继承 历史从来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发展的。首先是继承，其次是批判，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因为人们不能不接受既成的历史事实，即无论谁都无例外地要处于历史形成的社会关系中，这本身就是继承。历史强制人们在继承，一代一代地在保持着历史的联系。人们在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时，总是要利用以前历代所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新的实践来检验它们，淘汰那些错误的东西，吸取那些正确的东西，或推陈出新，或赋予旧形式以新内容，创造出新的理论，这就是批判的继承。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体系，主要是应用马列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革命实践时，特别是在反对革命实践中遇到的这样那样的倾向时，总是着重研究哲学的某一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突出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思想也总是从古今中外以及现实的、历史的大量思想资料出发，来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来确定哲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新方向，提出新理论，或者系统地展开那些别人虽已提出但还处于零碎概念状态而尚未展开的命题。所以，这种哲学思想虽然是对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直接继承，但它的形成和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融合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哲学文化遗产。他的哲学著作篇幅比较简短，但言简意赅，有着巨大的思想容量，这正是中国哲学思维的一个特点。我们从思维特征上来看，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比较紧密，特别是到了近代和现代，由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西方哲学更加注重对自然观方面的研究，从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个学科中吸取成果，加以概括和总结，这一特点就更加显著。中国古代哲学则和西方哲学不同。我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之一是和社会政治、道德、伦理紧密结合，主要是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是着重于社会制度、君臣父子关系、知行关系、人性善恶等问题的辩难，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哲学思想，也较明显地继承于中国哲学的这个思维特征。毛泽东同志在阐述每一个哲学观点的时候，都特别注意跟中国的社会、政治、道德、伦理观点结合起来，他一生都强调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总之，毛泽东同志在批判地吸取我国优秀文化哲学遗产、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和中国气派来表现马列主义哲学方面，获得的成功是无可比拟的，真正实践了他的“刺取中外古今学说的精华”（注：转引自吴江：《关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第7页。）、批判现代错误哲学思潮和清理中国哲学遗产的志愿。 二、从哲学名著《实践论》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 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说明，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且是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的《实践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真髓，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石。 其实，《实践论》同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问题，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1950年《实践论》公开发表时，就是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为副题的。这清楚地说明《实践论》同我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实践论》公开发表后，冯友兰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实践论〉——马列主义的发展与中国哲学传统问题的解决》的论文。该文回顾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知行观，反复论证《实践论》“正是发扬了自古以来的认识论上的唯物论传统，解决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注：转引自《求索》1982年第6期。）。毛泽东同志曾有感于理论界在研究《实践论》方面发表的论文水平不高，然而惟独对这篇表示赞赏，这绝不是偶然的。 大家知道，在中国哲学史上，许多思想家都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提出过不同的知行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对这一问题曾反复辩难。朱熹对于知行问题，提出三个重要论点，即：就知行先后说，知先于行；就知行轻重说，行重于知；还认为知行虽互相区别，但又互相依赖和影响，由此提出“无知的行是冥行”（注：参见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编》第358、421、432、435页。）。而王守仁在知行观上，则是提倡以知代行的“知行合一”说（注：参见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编》第358、421、432、435页。）。到明清时代的王夫之，对上述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是采取批判立场的。在知行观问题上，他提出“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兼行”的观点（注：参见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编》第358、421、432、435页。），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在于提高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就博览群书。对于宋明理学也曾反复研读过。上述知行学说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有过一定影响。如他在1917年8月23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就强调离开真知的“立志”和行动必将陷入盲目。这与朱熹的无知的行是“冥行”是有相似之处的。而王夫之提倡的提高行在认识中的作用，对于青年毛泽东同志确立“重在行事”的观点和发挥主体实践的能动性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